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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局结果（第2页）

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总之，朝廷失败了，白役和白书胜利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官僚队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明末的刑科给事中（近似负责监督司法部的总统秘书）解学龙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官员的数字：“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

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

今不知又增几倍。”

[179]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文武官员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后“不知又增几倍”

。

明朝人关于实际情形的记录也支持上述数字。

正统十四年（1449），周忱巡抚江南，发现各州县衙门里有许多佐贰（超编副职），昆山县有两个知县（一把手），三个县丞（二把手），四个主簿（三把手）。

县民王廷佩在他来视察时，在驿站的墙壁上题诗诉苦：“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

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

[180]

其实，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标准衡量，一个县才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品官，重叠的两套班子，寥寥几个超编副职，实在是清爽之极。

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规定县长的职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实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时一正十副。

科局长一般都是一正八副。

[181]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写到这里，我再次遇到了定义方面的困惑。

一正十副中多出来的那六七位副县长也算“白员”

吗？他们在地方政府认可的编制内，而且从财政拿工资，哪方面都不“白”

。

但他们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规定之内，类似清朝巴县的那些灰吏。

我们要判断对局的胜负，不能不确定一个标准，将这些灰官灰吏归归类。

在当代西方的观念中，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

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譬如安全和抗灾。

官吏衙役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愿意掏钱购买的数量，就好像村代销点每年进的糕点取决于村民购买量一样。

超出这个量哪怕只有一块，那块也属于废物点心——多余的白员。

这条标准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众及其代理人将公共服务公司能管理得这么清爽。

别说民众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板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层级增加，中间加入几个代理人——有资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员和偷懒现象就是难免的。

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点官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