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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局结果（第3页）

不过这条西方标准毕竟提供了一个衡量中心，那就是民众的购买意愿。

按照这个尺度，朱元璋身边的太监也属于白员，因为百姓并不需要他们。

中国的传统标准是认可太监的，毕竟皇上是大老板，掏钱雇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众。

问题在于太监的数量。

朱元璋自奉俭朴，用的宦官很少。

明朝嘉靖年间的刑部尚书郑晓说，洪武二年规定设置的内官编制（内使、监、奉、御）不过六十人，如今自太监（宫内二十四监局的领导，正四品）至火者（宫内的杂役）已经将近万人了。

[182]这上百倍的差距体现出好老板与败家子的距离。

个人色彩如此浓重，我们以哪个皇上为标准呢？

除了民众中心和皇帝中心这两套标准之外，实际上还有第三套标准，那就是官府标准或代理人标准。

按说他们不是老板，自己不掏钱，根本就不该以他们为标准，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当家作主，至少当个二地主。

在这第三套标准中，高级代理人和低级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

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余六七位副县长就是白员。

按照地方政府的标准，副县长就可以不算白员，容城财政所30多个正式编制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员。

但是这一百多人也拿工资，也吃财政，根据容城财政所的标准，他们也不算白员，不吃财政而吃政策的临时工才是没有争议的白员。

这太复杂了。

我们在评判帝国时代的对局的胜负，只能采纳皇帝的标准，准确点说应该是开国皇帝的标准。

朱元璋划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员。

为了贯彻这条标准，我们不得不把太监当成公务员，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务员当成白员。

皇帝不肯为百姓掏钱，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他是天下万物的总代表，垄断了对错标准的确定权。

我们说朱元璋败于白员，依据的便是他的标准。

当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内发动了几次大扫**，取得过局部和暂时的胜利，但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游击战。

我们可以把儒家信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正式法规看作一种共识，一项边界协定，一条统治集团与百姓之间在长期互动中摸索出来的公认疆界。

我们已经看到，官吏、白员甚至皇帝都乐意侵犯百姓的边界，而百姓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

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儒家式的迂阔和梗直。

这未免过于软弱单薄了。

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