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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国家干预机制（第4页）

的口号下全面禁止提高工资。

是月4日，劳动部长命令各地劳动督察官，严格按照1938年6月25日的条例阻止任何工资增长。

[69]同年10月11日，当局颁布《战争经济条例第四个执行细则》，规定“企业主不再支付的工资补贴，必须转交给国家财政”

，企业根据《战争经济条例》节约下来的职工工资同样也必须交给国家财政，“如果企业计算起来太困难，可以在财政局的同意下计算成一笔整数”

。

[70]1941年4月23日，劳动部甚至规定，禁止雇主向其新雇员支付高于原单位领取的工资，即使它们从事的新工作理应获得更高的报酬。

然而，随着战争不断深入，稳定工资的难度越来越大。

1942年底，当局改革工资制度，用计件方式取代计时方式，以鼓励工人增加生产，最高工资限制也随之取消，以便给予工作效率高的工人以额外的报偿。

对此，《法兰克福报》指出，“这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劳工积极性的方法”

。

《人民观察家报》也认为，“企业主可以给那些效率高的工人更高的工资”

。

[71]不过，该政策由于在战争后期推行，受制于环境，并未收到明显的实际效果。

整个纳粹统治时期，工人的计时工资基本上冻结在经济危机期间的低水平上，工人的总收入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主要通过广就业和增加工时。

表4-12德国平均计时工资[72]（据17个工业部门有关整工资的工资表统计。

单位：芬尼）

表4-13德国计时名义毛工资指数（全国平均数，以1936年为100）

第五，控制物价。

从1933年到1936年底，德国对物价的控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从依靠卡特尔组织原有的监控机制，到由政府物价检查专员监控卡特尔价格，最后国家颁布冻结法令。

从沙赫特时代起，作为“紧货币”

方针的另外一环，德国政府就着手控制物价。

沙赫特最初主要是依靠原有卡特尔划分销售市场和规定商品价格，试图以“总卡特尔”

形式建立起监控物价的总体系。

但是1933年4月到1934年4月，食品和衣服的价格还是有所上涨，如土豆价格上涨了15.4%，蔬菜上涨了10.4%，衣服上涨了3.7%。

这引起了民众的不满，1934年3月5日亚琛（Aa）警察局在给柏林盖世太保的报告中谈到工人对食品上涨的不满：“以往报告中提到的植物黄油问题2月份仍然没有好转，特别是乌尔姆（Ulm）矿区的矿工，他们特别需要大量的油脂食物，如果他们对物价不满意，或者甚至只能携带夹着胡萝卜叶的面包去上班，自然不可避免地会批评现在的经济状况。”

[73]1934年11月，希特勒任命银行家卡尔·格尔德勒为全国物价检查专员，授予他监管物价的全权，这样就进入了政府对卡特尔价格实行再监控的阶段。

格尔德勒主张紧缩通货政策，他虽然支持重整军备，但认为军费不能超过每年10亿—20亿马克的水平，因此同希特勒发生分歧，在1936年9月辞职。

同年10月29日，当局颁布《价格冻结法》，进到控制物价的第三阶段。

政府选取1933—1936年间各种商品“最公正”

的价格作为标准点，通过法令加以冻结。

然而事实上，物价仍然继续上涨，虽然速度放慢了，因为该法令规定可以有“例外”

，即如果企业主能证明其成本确实有所增加的话。

参见表4-14、4-15。

表4-14德国批发价格指数变化表[74]（以1913年为100）

表4-151932—1938年德国生活费用指数（以1913—1914年度为100）

由此可见，在纳粹统治时期，物价虽有上涨，但均低于1928年水平。

其中农产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工业原料与半成品，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甚至还有所下跌。

如以1933年为100，1943年1月农产品价格为137.2，消费品为133.9，工业原料与半成品为115.8，工业生产资料为99.6。

为了减少因批发价格上涨而对生活费用造成过大影响，政府对零售商推行所谓“指导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