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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第3页）

据总会章程称，总会的目的是“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

章程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总会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

的工作。

总会及其下属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具有法律效力。

不参加或者被开除出有关协会，就等于被禁止从业，这些人不能演出，不能发表作品，得不到购买油彩的票证。

[25]1939年总会共有成员6.5万人。

全国文化总会是纳粹政权控制文化领域的有力工具。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纳粹时期“人治”

的特征在宣传文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

一方面，纳粹党的管理系统和政府的管理系统很难截然分开，如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宣传领袖，兼任政府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同时还担任半官方的全国文化总会会长。

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在这一领域也实施“分而治之”

，造成政出多头的现象。

戈培尔尽管身兼党政数职，但并不是宣传文化领域的独裁者。

罗森贝格领导的上述机构，就构成对戈培尔的分权。

1934年2月希特勒任命奥托·迪特里希担任纳粹党的全国新闻领袖，构成更大的分权。

尤其是1938年戈培尔同捷克女演员的艳事曝光后，希特勒再次任命迪特里希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国务秘书，分权现象更为明显。

另外，长期担任纳粹党中央出版社社长的马克斯·阿曼（MaxAmann，1891—1957），同希特勒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自1933年起兼任全国新闻协会主席和纳粹党全国报刊负责人，也对戈培尔构成很大的制约作用。

纳粹当局特别重视对新闻报刊系统的控制。

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说过，报刊是政治宣传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

1933年10月4日，政府颁布《报刊法》（Schriftleitergesetz），规定新闻业是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才能担任编辑：具有德国公民身份；没有丧失公民权和在公共机构任职的资格；属于雅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年满21岁；能胜任公职；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对公众需求施展影响。

同时，法令还明确规定编辑们“要使报刊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和其他文化与经济……或者有损德国荣誉和尊严的东西”

[26]。

政府直接主持新闻发布工作，从源头上把握住宣传口径。

德国自1917年开始就实行由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做法，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一做法得到延续。

1933年3月，随着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设立，这项工作就由该部的新闻司主持，并很快改变新闻发布会的内涵，从提供官方新闻演变成为各种报刊确定宣传口径，通过“语言训令”

和“每日指示”

等形式向各报社发布每日的宣传口号和内容。

据《法兰克福报》长期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人士弗立茨·赛恩格（FritzS?nger，1901—1984）回忆，希特勒执政初期，新闻发布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12时举行，而在战争时期，则增加了第二次会议，一般在下午5时举行，有时则更晚，甚至迟至第二天凌晨。

在规定时间以外的会议时间，一般通过电话或电报通知。

[27]对偏远地区，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相应指令。

各报社必须根据这些指示，取舍新闻消息，拟定标题内容，撰写有关社论。

当局还着手归并通讯社，以便于加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