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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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化控制与宣传机构（第6页）

[37]以后在戈培尔的推动下，纳粹党也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大区与分区电影中心”

（Gaufilmstelleellen），试图以此摆脱电影中心归政府管辖的局面。

然而事实上，这两类中心的工作常常是相互配合进行的，只是稍有分工，党的电影中心负责放映政治电影，而政府的电影中心则负责放映教育电影。

从1934年6月22日起，政治宣传电影也开始在学校里放映。

贝恩哈德·鲁斯特解释说：“德国的领导人认为，学校必须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开放，开展这一任务，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电影。

电影对学龄儿童尤其重要。

电影教育不仅能澄清当代的政治问题，而且将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关于德意志英雄的历史故事，使其深刻理解第三帝国的未来发展。”

[38]据当时规定，教育电影可以在学校里任何需要的时候放映，而政治电影则每个月放一次，但一年必须至少放四次。

放映政治电影之前，必须先上一些预备课程，使学生容易理解政治宣传的内容。

放映之后还要进行考试，以加强对主要内容的记忆。

[39]

在校外，戈培尔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配合下，设立了“青年电影时间”

（Jugendfilmstunden）制度。

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只需交纳15芬尼的会费，就可以在固定时间进入电影院看电影。

这一活动起始于1934年4月20日。

初时每月放映一次，不定期放映。

1936年改为每周一次，周日放映。

1937年在汉堡召开的首届希特勒青年团电影大会上，有人提出一个等级积分制度（Pr?dikate）的设想。

它要求将所放映的电影按照政治标准划分等级，电影院能根据放映政治电影的情况依等级积分获得奖励。

1938年，这一制度正式为政府采纳，同时也成为学校选择影片的重要参考。

为了保证农村地区也能看到电影，纳粹党还组织了1500支流动电影放映队。

据调查，1933年，14—18岁青年中，16.6%每周看1次电影，48.9%每月1次，34.5%一年只去过电影院9次或更少。

1943年的另一份调查则显示，10—17岁的686名男孩和1200名女孩中，22.05%每周看1次电影，71.73%每月1次，只有6.22%的人一年少于9次。

[40]

纳粹当局非常注意利用反馈渠道掌握民众的心理和对纳粹宣传的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宣传重点，改善宣传手法。

其利用的反馈渠道主要包括：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宣传司的报告、42个地方宣传办公室的报告、各级纳粹党组织的宣传机构的报告、党卫队保安处的《全国简报》。

在这些反馈渠道中，最重要的是《全国简报》。

该简报作为绝密材料，每星期两次分发给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官员参阅。

为了保证报告能反馈真实情况，这些由各地保安处人员提供的原始材料编成的文件，一般不加分析。

该简报对民众动态的反映惊人地坦白，以致后来戈培尔、鲍曼和希姆莱等人担心会产生不良影响。

通过各种反馈渠道，戈培尔等纳粹头目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民众的心理状态，作为下一步宣传工作的依据之一。

当然，这些信息也会成为监控镇压机构迫害民众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