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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学校教育（第2页）

[74]如波恩大学教授保罗·卡勒（PaulKahle，1875—1964），原先有着较高的声望，同教育部官员的关系也不错。

然而在1938年11月反犹“水晶之夜”

后，由于其夫人与大儿子一起到一家犹太人商店逗留了五分钟，他遭到当地《西德意志观察家报》（WestdeutscherBebachter）长篇文章的抨击，其儿子被波恩大学开除学籍，夫人遭到秘密法庭审讯，自己也被停职检查。

最后不得已全家逃离德国，流亡英国。

[75]

总的来说，在纳粹统治时期，高等学校教师是当局最不信任和最予蔑视的一种职业，并认为必须对之进行清洗和控制。

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竟公开攻击高级知识分子说：“一个科学家以一生发现一个细菌而自夸自得，而一个清道夫一扫帚就能把一千个细菌扫入水沟。”

[76]1938年，纳粹党弗兰克尼亚大区领袖、臭名昭著的反犹政论作家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柏林发表演说，也攻击说：“如果我们把全国大学教授的脑袋放在天平的一边，把元首的大脑放在另一边，你们认为哪一边的分量更重？”

[77]部分大学生跟着鹦哥学舌。

1933年4月19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DeutscherStudentenbund，缩写NSDStB或enbund）的一名领导人说：“当德国大学处在危机之中时，我们无法对幽闭在密室中的精明修士们产生敬意……大学不能再为单独的个人提供讲课或培养学生的空间。

是时候了，我们要反对单独的个人，反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主义温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使者。

新型的大学将从自由主义共和国的‘自治’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

[78]

纳粹党在大学里发动群众性的清洗运动。

1933年4月13日，上述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全国各大学张贴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其中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非德意志精神应一律从公共的书店中彻底清除……我们要求根据德意志精神思想上是否可靠来选择学生和教授。”

[79]相比于教师，大学生中倾向于纳粹党的人数在该党上台前就略多些。

1931—1932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占了优势。

纳粹掌权后，当局更注重唆使大学生起来充当大学清洗运动的打手。

受利用的大学生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实施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

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以致动武，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进行捣乱，直至把教师从讲台上硬拽下来。

在马尔堡（Marburg）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在讲授罗马法的课程中表达了纳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观点，当场遭到学生们的公开羞辱。

[80]

当局采取多重措施加强对大学教师的控制。

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重新组合，其高校部分于1935年重组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Deutstenbund，缩写enbund），作为纳粹党在大学里实施控制的有力工具。

按照规定，该联盟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

。

据此，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包括全体教师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主席的统一领导。

在实际运行中，该大学教师联盟连同各校的大学教师协会，主要掌管大学教师的挑选和培养工作，开设对在职教师实施政治培训的学习班，举办对新教师实施任教前为期6周训练的教师营。

教师营对成员实施军事训练，负责人对营内每个成员的政治见解和性格加以分析，作出书面鉴定。

纳粹当局还对新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重新设置“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博士”

头衔，获得这一头衔的主要标准不是学术水平，而是纳粹政治思想标准，包括教师营提供的鉴定书。

当局尤其重视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工作，把它作为控制教师队伍的重要环节。

晋升教授职称注重政治态度，其中包括在训练营里的表现和纳粹相关组织的评语。

1937年1月，纳粹政府颁布《文职人员法》（Beamtez），这一法令同样适用于教师，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控制。

该法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

，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

；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

[81]

在纳粹当局的高压控制下，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