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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学校教育（第3页）

一部分卖身投靠。

法学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迎合纳粹当局旨意，撰写了《大德意志国家宪法》一书，声称“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人身自由”

，指斥学术自由的传统阻碍了科学“与人民内在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和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

。

[82]弗赖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发表演说，鼓吹革新大学精神，“使教授同学生一样，通过劳动服役、军事服役和科学服役三种形式报效民族”

[83]。

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lipLenard，1862—1947）和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ark，1874—1957）攻击爱因斯坦，他们依靠官方力量获得“德意志物理学”

专家的正统地位。

[84]1933年3月，由少数学者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呼吁书上签名。

[85]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国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上签字，呼吁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抵制境外对纳粹政权的敌视性批评。

[86]在被免职的学者离校时，大部分同僚都不为所动。

个别的讲师，甚至趁火打劫，依靠当局的力量获取梦寐以求的教授职位。

据波恩（Bonn）大学教授保罗·卡勒回忆，该校讲师卡尔·施密特（KarlSchmidt）因没有学位，尽管经常代行生病教授罗默（R?mer）的职责，但长期得不到正式晋升。

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次私人谈话中，他猛烈抨击中央党的政策，认为该党的政策导致他长期得不到提升。

纳粹党执政后，他适时地转向纳粹主义，并成了一名积极的追随者，如响应号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活动。

1935年，他取代罗默成了教授，两年后担任波恩大学校长，直到1939年离开波恩。

但这时他已经获得了“啤酒施密特”

的绰号，整天挺着大肚子，饭桌上经常放着七大壶啤酒，并以此为豪。

[87]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起而反抗纳粹暴政。

基尔（Kiel）大学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开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学术自由，指出学术发展同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88]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Riezler，1882—1955）极力反对取消教学自由，认为“如果学生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应试，如果督促学生按照政治观点监督教师讲课，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据自己时髦的观点来断定书籍或教师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么实际上便取消了教学自由”

[89]。

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学校长霍珀（Hoppe）在举行于马尔堡的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上呼吁：“我必须特别强**授候选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性。

我不否认候选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必须得到保证，然而如果他没有学术能力，我们就将一无所获。

学术能力无疑应该置于首位。”

[90]但当时大部分学者听天由命，对现状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规模受到控制。

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学学生会（Deutstenschaft，缩写DS）就发出呼吁，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学的全日制大学生，必须拥有德意志血统，母语为德语……而不论其国籍如何”

。

三天后，即4月25日，政府发布《防止德国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过度拥挤法》，规定要削减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即取消高中毕业生自然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实行给各州下达高校招生配额的办法，减少入学人数。

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可靠度成为招生的重要依据，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体强健者、雅利安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按规定，犹太学生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1.5%。

[91]

缩小高等教育规模的方针，以及全国上下轻视科学轻视知识，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也不高，所有这些因素，导致高等院校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下降。

1920—1933年的魏玛时期，德国共有2333名学者获得大学任教资格，而1933—1944年的纳粹统治时期降为1534名。

[92]1932年全国高校学生注册人数为11.8万人，1938年降到5.1万人。

面临1937年起全国出现的科技人员和医生紧缺现象，纳粹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给予理工科学生一定的津贴，允许无高中文凭的职业竞赛优胜者进入高校学习。

战争爆发后，又允许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士兵优先进入大学。

1943年大学生注册人数回升到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