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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第3页）

他的籍贯有河南永城等说法。

见面的时候，宋献策向李自成献上了“十八子主神器”

的谶语[12]，利用白莲教在民间散布的李氏当兴的舆论，说李自成上膺天命。

李自成很高兴，尊他为军师。

在史料当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宋献策在军机进止方面提出过什么超见卓识，只有一些他用占卜预测胜负的记载。

然而李自成对他一直十分信任，常常带在身边征询意见。

宋献策的进身和受到重用，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农民落后性的一面。

他们即便是觉悟到要同封建统治者相对抗，也还不可能摆脱“天命”

“神授”

之类的迷信思想。

他们不能正确地估计自身的力量和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就只有借助于高于君权的神权，作为自己推翻旧王朝的思想武器。

就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而言，无论他们个人的品质和识度多么杰出，也不可能把起义取得的成就如实地看作千百万群众奋斗的结果，而常常误认为这些胜利证明了上天对自己的眷顾。

从根本上来说，天命思想既是掌权者维护自身统治的理论依据，又是他们一旦需要换马时，实行改朝换代的方便舆论。

封建时代的农民既然不可能得到先进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指导，他们在利用现成的天命思想向统治阶级发起猛攻时，却不自觉地成了这种思想的俘虏。

起义农民在军事上可能取得胜利甚至决定性胜利；在思想上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注定要一败涂地。

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每一次农民革命都避免不了悲剧性的结局，不是被淹没在疯狂围剿的血泊当中，就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13]。

史籍中关于李岩的记载很多，好些书都说这时（崇祯十三年底）有一位出身贵宦的杞县公子李岩参加到李自成起义军中来，对起义军后期的发展关系甚巨。

清初河南归德府人士郑廉和《杞县志》的编纂者都指出过李岩是“乌有先生”

。

笔者经过查考认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确实不存在李岩这个人物，有关的记载或是出于讹传，更多的是出自小说家的编造，被清初某些文人误采入史籍，根本不能相信。

由于已经另行撰文探讨[14]，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节　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

古都洛阳乃豫西重镇，是明朝福王建藩之地。

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宠姬郑贵妃所生。

子以母贵，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别偏爱。

在万历后期围绕着立太子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朱翊钧拗不过朝野舆论，被迫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立爱子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实现，他和郑贵妃就多方在经济上给常洵以优遇，不仅大量赐给宫中积累的财物，而且对于福王请乞的庄田、行盐、商税等也无不“朝报而夕可”

。

朱常洵就藩洛阳，同明初以来分封的诸王相比在时间上虽然要短得多，但拥有的财物却是“富甲天下”

。

福王在洛阳所过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同当时河南人民所受的灾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道福邸宫墙隔出了两个世界：墙内是纸醉金迷，说不尽的豪奢靡费；墙外却是凄凉愁惨，无异于丰都地狱。

这种人世间极端不合理的丑恶现实理应结束，它果然在起义农民铁拳的打击下结束了。

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克宜阳、永宁、卢氏、偃师、灵宝、新安、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县的过程中，不仅扫清了洛阳的外围，也使大批新参加义军的战士得到了初步的作战训练。

义军在豫西的发展，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居住在洛阳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给福王的一封信里对形势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

三载奇荒，亘古未闻。

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