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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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受我意志控制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出路。

我又被换了牢房。

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但也只看得见天空。

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脸上渐弱的光线由昼入夜。

我躺着，双手枕在脑袋下面，等待着。

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过，以前有没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可抗拒的命运，临刑前逃之夭夭，割断警方的绳索。

于是我就怪自己以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像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兴趣去翻翻。

可能在那里面，我会发现关于逃跑的叙述。

那我或许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这种不可遏制的预谋中，仅仅那么一次，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一些东西。

仅此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的心去管了。

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债的问题。

按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要还。

不过，在想象中，这就无关紧要了。

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跃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似的奔跑。

奔跑，能给希望提供所有的机会。

当然，所谓的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

但是我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能允许我有这样一种奢侈的享受，一切都禁止我，那超越意志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心怀善意，但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

因为说到底，在构成这种确凿性的判决和这个判决被宣布之后不可逆转的进程之间，有一种可笑的不相称。

这个判决是在二十点做出的，而如果是在十七点，它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结果。

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的，而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一切，使得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严肃性。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决定被做出的那一秒起，它的效用就和我身体所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一样确实、一样可靠。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父亲的。

我没见过他。

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所有确切的事，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他曾去看过处决一个杀人犯的过程。

他一想到要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

但他还是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呕吐了一上午。

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父亲有点儿令我恶心。

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

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没什么事比执行死刑更重要了，总之，这是唯一一件真正能使人感兴趣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能从这座监狱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