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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修道院和教会的改革 一萨利尔王朝的东方政策（第2页）

王室封臣是王室中没有人身自由的侍从，康拉德二世通过他们实际控制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的土地收益，扩大皇室的财源。

这些王室封臣虽然被委以重要职务，但享有的权利有限，缺少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割据一方的经济基础。

王室封臣是康拉德二世依靠的较为可靠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二、支持修道院的改革

教会和修道院是康拉德二世稳固皇权所借助的又一股政治力量。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没有建立完善行政机构的公国和王国的联合体，维系这个联合体的是各大公爵对皇帝的承认和效忠、“君权神授”

的皇权思想以及罗马教皇施与加冕礼的仪式。

作为圣彼得代理人的教皇为皇帝施的加冕礼是对普世的一种宣言，表明皇帝的绝对权威。

从奥托一世起，历任德意志的国王都要尊崇在罗马进行皇帝加冕礼的传统，这也是历任德意志的国王进军意大利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因。

奥托一世建立的诸侯与教会并存的政治体制在海因里希二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继承自奥托一世以来德意志皇权对教会采取的一贯政策，一方面慷慨地赠与主教领地和各种权利，另一方面又牢牢控制对主教的授职权、设立主教区的权利以及主持和授意召开宗教会议的权利，甚至还参与制定教会的教规。

通过这些措施，海因里希二世培植了一个教会诸侯群体，有效地制衡公爵和伯爵的政治势力，以此巩固德意志皇权的权威。

康拉德二世在承续萨克森王朝教会政策的同时，更加强对教会的控制，通过教会统治整个帝国，同时也更强化其对修道院的政策。

修道院制度始于3世纪的埃及，源自于东方隐修士的生活模式，4世纪传入西欧。

圣奥古斯丁、教皇格雷戈尔一世（GregorⅠ.，540—604，590—604年在位）等教父学家们（Kirvater）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用“原罪说”

、“赎罪说”

等基督教的教义将其理论化，对其进行改造，改变东方隐修制度完全退避社会苦修孤寂的生活方式，把进行农业体力劳动看作修行的重要方式，把隐修的生活方式融进基督教，由此给予修道院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职能。

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西欧的修道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影响的是修道士诺尔西亚的本尼狄克（BevonNursia，480—547）。

592年，本尼狄克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山上建立一座修道院，制定约束修道士生活的院规——本尼狄克院规，开创西欧修道院制度的最初模式。

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原则表明了在现世生活中人们要减轻所承受的原罪压力、改变人的本性的强烈意识。

然而，修道院成长起来的动力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经济因素，它从传入西欧时起就为世俗贵族创造了很大的财富，尤其是在拓荒垦殖活动中修道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农业生产中心都是在修道院的组织下创造出来的。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修道士们是最有条理的、在政治上最没有危害的、也是最便宜的教员。

政治统治者们所希望得到的支持再没有比修道士们对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更保险的了。”

9世纪外族入侵时，西欧各地的许多修道院都遭受劫掠，动**不安的时局使修道士们无法恪守修道院的规程，修道院的房屋和地产被世俗贵族占有，本尼狄克院规也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909年，兰斯大主教区的主教们在特罗斯勒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一致谴责修道院的世俗化现象：“城镇空寂无人，修道院被焚为废墟，土地荒芜。

正如最初生活在没有法律或约束的状态中感情用事的人们那样，现在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无视上帝和人世的法律及教会的法规。

满目皆是对穷人的暴力和对教会财富的掠夺，人与人之间就像海中之鱼那样弱肉强食。

修道院未能幸免于难，它们有的被异教徒摧毁，另一些则被劫掠剥夺得近乎一无所有。

即使那些幸存的修道院，也不复存在对教规的遵从。

它们不再拥有合法的上司，因为它们甘受世俗的统治。

因此，在修道院中，我们看到的是俗人修道院长和他们的眷属，他们的卫兵及他们的看门狗。”

9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们一直试图恢复正在逐渐消失的修道院制度，重建和新建修道院，任命那些有名望的修道士担任院长，赠给修道院地产，授予他们各种特许权，修道院因获得有条件的自由而实现自治。

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克吕尼修道院。

克吕尼位于今天法国中东部的勃艮第地区，9世纪下半叶在阿奎丹公爵威廉三世（WilhelmⅢ.，900—963）的管辖之内。

克吕尼原本是一个小教堂，威廉公爵在此基础上扩建修道院，并在910年9月11日落成典礼上，任命在当时负有虔诚盛名的圣马丁修道院的修道士贝尔诺（BernovonBaume，850—927）为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

威廉把原来属于这个教堂的房舍、葡萄园、耕地、牧场、树林以及依附农，都赠给克吕尼修道院，要求院长依据本尼狄克院规严格管理和监督该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修道士们有义务为威廉和其家族成员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