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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结构的渐变 一社会中的三个等级（第3页）

卡诺萨事件之后，海因里希四世改变了以往的策略转而重用王室封臣（ministerial）。

王室封臣的制度起源于法兰克时期的陪臣制度，王室封臣是在法律上没有人身自由的国王的侍从，他们为国王管理分散在各地的王室领地和财产，由此获得生存和装备所必需的食物、马匹、货币以及奴隶和其他物品，所有这些都是由他们所管辖的王室领地或者城市以赋税的形式提供的。

他们对王室的财产没有支配权但却享有用益权，他们的子嗣经国王获准可以继承其父的职位。

王室封臣在人身和经济上都受到王权的制约，然而随着王权与教俗大贵族之间矛盾的激化，他们在王国中的政治作用逐渐增强。

海因里希四世时期，分散在各地的王室领地上先后设立帝国特辖区（Reichsvogtei），由王室封臣担任特辖区的行政长官，以此限制教俗大贵族的权势。

王室封臣成为德意志君主反对教俗大贵族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他们管理着被没收的或者被收回的教俗大贵族的领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委以重任。

王室封臣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在地方上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步地上升为新的贵族阶层。

三、土地改变的农民等级

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中，农民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的概念，而只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很大的社会群体，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农耕者。

从法律的和社会的角度看，农耕者绝不是一个有着相同权利的社会阶层，而是依据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划分的不同的阶层。

中世纪的土地制度是领地制，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大产业与许多小地产在同一个组织中的共存是领地制的最基本的特征。”

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土地不是单纯的地产意义，更重要的是土地因为是一种采邑而附带了各种权利。

此外，“土地本身也有其法律地位，而且它不完全与土地所有者的法律地位一致。

比如自由人份地及奴隶份地等等。

原则上说，不同等级的土地在法律上要负不同的义务。”

正是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划分了占有土地者、土地的用益者以及土地的耕种者的社会阶层。

中世纪早期西欧土地的占有形式、用益权的形式以及耕作方式并不是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的占有者并不完全享有对土地的用益权；另一方面，土地的所有者和用益者也不一定就享有自主耕种土地的权利。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的农耕者是根据习俗耕种土地的，即轮作制，而且是强制性的轮作。

这是因为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地产一般都是狭长的“长条地”

，这些长条地经过多次的分封、继承而一再地被分割，这就使得土地因为归属不同的用益者而分散，且又相互交叉地分布在各地。

这种在归属上是分散且又交叉的耕地因为轮作的原因必须统一地进行耕种，即由集体或习俗决定同时播种、收割。

这种耕作方式的不自主性实际上就造成了对个体农耕者的约束，因此尽管农耕者中有不同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的划分，但真正能够划分其社会地位和法律身份的主要是交纳租税和服徭役的形式和数量，租税和徭役把农耕者划分为自由农民和非自由农民。

在中世纪早期的史料中一般把农耕者称之为“自由人”

（liberi）、“半自由人”

（liti）和“非自由人”

（servi）。

自由人有自己的份地、园地和宅基地，有义务参加村庄的民众大会，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

一般来说，份地就是征税的单位。

非自由农在领主的强权下，耕种以“庄园”

为征税单位的领主的地产，此外他们还要服徭役、交纳地租。

但由地产构成的村庄结构、强制性的轮作制都使得农耕者的各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失去实际的意义，更何况村庄的司法审判权都掌握在领主的手里。

自由的农耕者和非自由的农耕者混居在一个村庄里，村庄对土地的裁判权和对民事及刑事的裁判权归领主所有，甚至成为领主可以世袭、可以让与的权利。

这种审判权致使对公有地和草地的使用权、磨房的使用权（尤其是水磨房，因为河流属于领主）以及烘制面包烘炉的使用权、酿酒用的压榨机的使用权，乃至牲畜的配种等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权利都受到领主的控制。

可见，自由的农耕者与非自由的农耕者在法律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实际区别并不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