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 社会结构的渐变 一社会中的三个等级（第4页）

毋庸置疑，在中世纪社会中大多数的农村居民都依附于领主，但是在很多地区依然存在着自由居民和自由的村镇。

中世纪早期“自由”

的概念与近代社会以及今天给予自由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自由”

是一个很含糊的词。

更确切地说，所谓自由的标志就是这些自由农民和社团直接隶属于国王，他们享有国王给予的土地，并因此有义务为其服兵役和纳税。

或者可以说他们是国王的自由人，“他们成为国王的自由人，成为公职人员，承担修桥筑路的劳役，而且还要承担纳税的义务。

他们得到国王给予的份地，未经允许不得离开或者转让。

此外，还禁止他们根据自己的传统献身于教会，以此摆脱兵役，只有国王自己才能这样做。”

这些自由人一部分来自于日耳曼公社的成员，一部分是因为参与拓荒而获得自由的人，这两部分人构成了法兰克王国时期的自由人。

自由人有自己的份地、园地和宅基地，有义务参加村庄的民众大会，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

一般来说，份地就是征税的单位。

然而，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自由农民却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因为他们只能根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分到份地和宅基地，在那个土地是唯一财富的中世纪社会中，有限的份地给予他们的只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有限的权利，使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

那些自由农民和封建领地（Gru）中的依附农民之间仅就这一点来说存在着差异，但就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方面而言，则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处于同一个社会地位。

可见，自由的农耕者与非自由的农耕者在法律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实际区别并不十分明显。

在经济方面，似乎更无法以地产的大小或者财产的多少将其区分开，“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之间真正的经济差异并不是他们所拥有的地产平均数的不同，而是对他们田地中所产出的收入的控制权有所不同”

。

从社会地位的角度上来看，那些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晚些时候的城市市民并不享有政治上的权利，他们处于社会的下层；而那些在法律上没有人身自由的封臣则因为获得的封地而掌有一定的地方统治权，又因享有的封地及其附带的各种权利在政治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参与对封建王国的统治，形成了社会的中上层。

与西欧其他王国和地区比较而言，中世纪德意志自由农民的比例相对较大。

所谓“自由”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

在日耳曼人中，享有“自由”

权利者属于一定的部族和亲族，能得到族长、家长或首领的保护和恩惠。

这个原则被法兰克王国承袭下来，与罗马帝国晚期的庇护制融合在一起，成为法兰克王权实施统治的一种方式。

受国王保护的自由人被安置在王室的大领地内、在王国的边境地区、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要塞周围，他们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只有防御的义务，并由此获得一块份地。

这是中世纪最早的一种土地租赁形式，土地的所有者国王把土地租佃给受他保护的自由人，他们享有自由的世袭承租权（freieErbleihe），也就是说，享有完全的收益权和使用权，只需交纳固定的数额不高的息金，即“世俗什一税”

，他们也服徭役，但很轻，每年只有两三天，用于修路筑桥等公共事务。

这些人被称为“国王的自由人”

（Knigfreie）。

法兰克帝国解体后，在德意志王国的境内这批人被保留下来，随着疆域基本稳定，这些“国王的自由人”

不再负有防御的职责，而是指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佃农。

虽然在法律上他们是自由人，但是未经许可不得自由迁徙它地，即负有不能迁徙的义务（Spflicht），否则将失去国王司法权的保护沦为封建主的依附农。

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同土地一起被国王赠送给教会和修道院，受教会法权的保护，成为教会和修道院的佃农，交纳什一税，此后又增加了人头税、婚姻税和死亡税。

德国历史学家把这种受不许迁徙束缚（Sgebu）的社会结构称为马尔克制。

这些自由人只能墨守成规地在自己的胡符地上劳作，靠其生活，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很难有大的改变。

德国历史学家包斯勒称这个社会群体的人为“不自由的自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