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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的宗教意识 一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第1页）

第四节新的宗教意识一、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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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洛林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是西欧唯一的官方语言文字，修道院的学校和教堂学校是学习拉丁语读写的唯一教育机构，因此社会中能够熟练运用拉丁语阅读和书写的只有修道士和教士。

13世纪在法国最先出现弗兰西斯修士会（Franziskaner）、多米尼克修士会（Dominikaner）等新的修士团，而且其发展的速度极快，很快在整个西欧普及。

在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上，教皇因诺森三世给予这两个修士团存在的合法性，给予其在各地布道传教的特许权。

这些修士会成立之初并没有像传统的修道院一样有固定的场所和土地财产，修士会的修士们以游历四方宣讲布道为己任。

他们效仿基督身穿破旧的僧服，打着赤脚，蓄着长长的胡须，手拿布袋，以化缘乞食为生，故被称为“托钵修士会”

（Bettelorden）。

这些游方布道的修士们不定居在某个修道院内，也不置身于教区主教或者大主教区的管辖之下。

修士会有自己的总教长（Generalsuperior），并在一些城市中设有集会的场所，故而组成修士团（Ko）。

托钵修士会与修道院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不参与任何经济活动，他们的修士团只设在城市里，尽管此后修士会也获得丰富的馈赠，有相当可观的财富，但修士会将所有的生产和经济管理都委托给世俗的迈尔和可以信任的商人。

修士会的修士们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世纪的大学或者修道院和教会的学校里。

1222年，萨克森的约尔丹（JordanvonSa，1200—1237）继多米尼克之后担任第二任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总教长，多米尼克修士会有了快速的发展，仅他任总教长的15年内就成立300余个修士团，分布在欧洲许多建立了大学的城市里，约尔丹也有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大阿尔贝特（AlbertusMagnus，1200—1280）。

大阿尔贝特出生在多瑙河畔的劳英根，他的父亲可能是施陶芬王室的王室封臣，迄今还尚未发现较为详细记载有关他出生年代和早年经历的史料。

1222年，他居住在威尼斯其叔父家里，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多米尼克修士会。

他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后，被修士会派回德意志，在科隆大教堂学校学习神学。

1240年，他被派到巴黎大学学习。

1245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受聘巴黎大学的讲师。

他在巴黎大学教学的三年期间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哲学，年轻的托马斯·阿奎那正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他的学生。

1248年，大阿尔贝特返回科隆，他在科隆建立并领导多米尼克修士会的研究院（StudiumGenerale），即今天科隆大学的前身。

虽然被誉为中世纪第一所大学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在德意志皇帝的支持下建立的，但它地处意大利。

直至13世纪末期，在今天的德国境内以及讲德语的所有地区都还尚未有一所中世纪的大学。

尽管如此，大阿尔贝特建立和领导的科隆研究院是13世纪继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之后经院哲学的第三个大本营，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众多学者和求学者，科隆的研究院是德意志神学以及此后德意志哲学思想最初的家园。

1254年，大阿尔贝特在沃尔姆斯被任命为多米尼克修士会德语区教省的教长（Provinzial），他在担任这个职务的三年期间放弃了在科隆的教学工作。

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任命他为累根斯堡的主教，但两年后他辞去主教的职务再次返回科隆，在那里度过他的最后岁月。

大阿尔伯特是一个百科全书般的人物，是当时多个学科领域的权威。

“大”

不是阿尔贝特原名中所有的，是后人封给他的尊称。

大约在14世纪上半叶，阿尔贝特的名字后面才加上了“大”

，这是对他知识丰富和学识深厚的赞誉。

从12世纪初期起，在西欧掀起一个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学家著作进行翻译的**，但这个时期的翻译不只是一种文字对文字的转换工作，许多基督教学者在翻译的同时还写了大量的评论性的文章，这是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在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评说和研究中产生了新的神学思想。

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一个陈旧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思想和观念，它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提炼，其中包括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的学者们对它的诠释，犹太学者和阿拉伯学者也对其注入自己的精髓，12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中更是凝聚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思想的精华。

因此，学习和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就必然要接触所有附着在其中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必然要打破宗教信仰之间和民族之间无形的界限，这是中世纪西欧认识史上向前跨出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