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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史第二卷 信仰分裂时代15001648 前 言（第4页）

皇帝的权力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并非绝对的限制。

恰恰相反，皇帝还是有一定权威的。

在帝国等级会议中，皇帝通过其首席专员，也通过诸侯院中的奥地利公使，自1708年起还通过选侯院中的波希米亚（Bohemia或Bhmen）选侯来代表。

皇帝的权威对帝国等级仍有约束力，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皇权的控制。

皇帝也经常利用帝国等级间的矛盾，大搞政治平衡。

在帝国乃至欧洲政治事务中，历届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也因为掌握着帝国境内的最大邦国——奥地利大公国、兼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国国王职务而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面临信奉伊斯兰教、以征服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为目标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哈布斯堡皇帝仍以欧洲和基督教会保护者的身份，发出抵抗号召，并得到了不少基督教徒的响应！

除此之外，皇帝还拥有一定的保留权，如等级晋升权、豁免准许权和特权授予权等。

在如帝国这样的贵族社会中，皇帝提升等级地位的权力尤为重要，即使接纳某人参加帝国等级会议之事需要等级会议开会审批。

皇帝可以通过颁布延期偿付法令，减免弱小帝国等级的债务，保护他们免遭债权人追讨。

在普遍陷入财政危机的时刻，这一权利也大大有助于提高皇帝的影响力。

在与帝国等级进行对抗时，皇帝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贯彻自己的意志。

由于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中最强大的邦国，因此作为该邦君主的皇帝也能够发挥一个强邦君主的作用。

只是皇帝欲在帝国层面加强皇权，实行君主专制，建立哈布斯堡王朝一统天下的大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皇帝只能与全体帝国等级一起，依靠神圣罗马帝国现有的中央政权机构，勉强维持帝国的运转，以便在相对稳定的帝国框架内维护自己家族和王朝的利益。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多民族混杂局面不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邦国大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尽管仅仅由德意志民族中的部分群体所构成。

在这些邦国经过宗教改革发展成为拥有国家主权的“独立王国”

之后，统一的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已经不可能由神圣罗马帝国来创建了，唯一的可能性是由某个或某些德意志邦国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然而这条道路也是十分曲折和漫长的。

一方面，同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们一样，拥有强势的邦国君主，在扩张自己的邦国、推行专制统治时，最初考虑的主要是统治者家族的利益，而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当家族和王朝利益与帝国利益或德意志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大都不惜牺牲后者保护前者。

他们的统治区域虽然不断扩大，但没有一个邦国的疆域能够覆盖整个德意志语言文化圈。

另一方面，一些势力较为强大的邦国的扩张方向也脱离了德意志人的核心居住区，转向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忙于侵占和吞并非德意志人的、异族和异文化地区，甚或为了满足个人的统治欲望，甘愿充当异国的国君，如奥地利大公经常兼任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萨克森选侯和汉诺威选侯后来也分别当上了波兰国王和英国国王。

就其统治区域面积的庞大和臣民数量的众多而言，这些邦国君主可谓是真正的大国君主，但在这个大国内，德意志人与非德意志人混杂，根本不存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

邦国君主也大都以承认贵族的地方统治权为诱饵，换取贵族对自己邦国统治权的认可。

这样一来，贵族在地方上的支配地位就得到了巩固，其通过剥削农民或农奴而获取的收入也得到了保障，而在贵族放弃了争夺邦国统治权的等级权力之后，邦国君主就可以更加任意地行使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了，只是不能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彻底专制统治。

邦国君主管中央，贵族管地方，邦国政治的二元权力结构由此形成。

邦国君主对家族利益的片面追求及其专制统治的不健全，不仅严重伤害了德意志邦国的国家建设，而且大大推迟了德意志国家统一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

直到19世纪60—70年代，普鲁士国家才借助拿破仑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东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最终通过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的“铁血政策”

（BlutundEisen），以排除奥地利的方式，建立起了以普鲁士为核心、多个德意志邦国联合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

，在并非完美的意义上完成了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进程。

以上是为“信仰分裂时代”

德意志国家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是德意志国家相对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而特立独行的一条特殊的从中世纪封建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