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德意志社会 阶层变化与教会状况 一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第5页）

起义者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创建了卫国大会这一颇具近代民主特色的集会，历史学家亨里克·L.乌尔莫林（HenricL.Wuermeling）甚至称这一起义为“近代历史上的首次革命”

。

二、各教派的权利状况

在宗教政治问题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认可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教派的地位平等，并且除了天主教和路德教，还将加尔文教合法化了。

它也认可了“教随国定”

原则，保留了诸侯决定邦国宗教信仰的权利，教皇和皇帝由此失去了充当宗教事务仲裁者的资格。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规定以1624年为“标准年”

，按照这一年的状况确定宗教信仰的区域界限和教会财产的占有水平，只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选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占领的上普法尔茨算作例外。

哈布斯堡家族在波希米亚等地推行的反宗教改革政策没有受到谴责，只在西里西亚部分地区，对新教徒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这样一来，帝国境内的教派秩序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称作改革教）三个主要宗教派别同时并存、各得其所的局面开始形成。

但在实际上，天主教徒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

天主教徒在宗教改革期间一度出现的人数大减的危机得以克服，现在重新成为多数派了。

在战后帝国总人口中，天主教徒约占58%，新教徒（包括各种小教派）占41%。

在帝国法权秩序中，天主教同样占据优势。

在1623—1685年间的8位帝国选侯中，天主教徒5位，新教徒3位。

1685年，在教派混合的普法尔茨选侯国中，信奉天主教的普法尔茨—诺伊堡一系执政，信奉天主教的帝国选侯增至6位。

1692年，信奉新教的汉诺威公爵（不伦瑞克公爵）成为第九位选侯，帝国选侯当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比变为6∶3。

但到1697年，萨克森选侯、“强壮者”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AugustⅠderStarke，1670—1733，1694—1733年在位）重新皈依天主教。

此后，帝国选侯当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比变为7∶2。

更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依然坚持天主教信仰。

尽管从理论上讲，新教徒也可以成为国家首脑，但从未有人进行过用新教皇权取代天主教皇权的尝试。

凡此种种情形，都有可能导致对天主教徒的偏袒，也经常引起新教徒的猜忌和不信任。

为了化解对立，人们设计了种种落实教派平等的策略，其中大多数解决方案纯属实用主义的，有的甚至十分滑稽。

在一些最重要的共同机构中，如在帝国等级会议中，在所有涉及宗教的重大问题上，多数决定原则被取消，信奉天主教的帝国等级不可以凭借多数票作出对新教派不利的决定。

天主教帝国等级和新教帝国等级分别参加天主教议团和新教议团讨论政务，而在作出决定时，两个议团拥有同样的表决权，只有双方意见一致，帝国决议才可以生效。

在另外一些国家机构中，同一职位也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平等地分别占有，如在帝国最高法院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官与信奉新教的法官各占一半。

帝国军队中将军职务同样如此。

其他高级职位大都优先为天主教徒所保留。

为了照顾家族的利益，信奉新教的吕卑克主教也在帝国等级会议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而这是唯一的例外。

在既有天主教徒又有新教徒定居的帝国城市中，例如奥格斯堡和比贝腊赫，两个教派可以相互并存。

奥斯纳布吕克主教堂议事会设立了一种天主教主教和新教主教轮流制度，先是推选一位天主教主教，在他辞世后必须由一名新教主教接任。

法兰克尼亚城市菲尔特则实行“三派合治”

。

按照1624标准年确定的宗教信仰界限和教会财产占有水平足以稳定帝国的教派秩序。

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宽容，无论在邦国还是在帝国城市，一般情况下只能信奉一种邦立宗教，并且只有占主导地位的教派成员才享有完全的权利。

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有权自由地迁往邻国领地，并在这之前变卖他们的家产。

这种秩序也未因诸侯改变宗教信仰和王朝内有其他教派的统治者执政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萨克森选侯“强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