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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普鲁士的邦君专制（第6页）

结果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鲁士王国的军事强国措施与经济政策同步而行，并以保证整个王国的军事和财政利益为目的，这些机构还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

在地方官员队伍中，县长和税务官扮演主要角色。

县长，本来是勃兰登堡边地伯国的、相对自治的地区长官。

三十年战争期间，县官与选帝侯的全权代表合作，共同处理地方的军务和税务。

1701年以后，县官被改为县长，由当地等级贵族推荐、国王任命，负责当地治安、实施国王命令，但没有审判权。

逐渐地县长一职被推广至普鲁士王国各地。

作为本地等级推荐的人物，同时作为国王任命的官职，县长既保留了地方等级机构的权利，又接受了邦君的治理地方的职责，因而不仅为邦君专制贯通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等级传统与邦君专权之间的矛盾。

税务官，与县长相比有两个不同之处。

一个，税务官是主管城市、城镇的地方长官，而不是像县长那样以管理农村地区为主；另一个，税务官是选帝侯或国王直接任命的官员，而没有经过当地贵族绅士的推荐。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税务官是邦君实行专制的工具之一，通过税务官，邦君得以监督和保护城市税收和财政利益，进而控制城市的经济生活。

与奥地利相比，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君专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军事化：军事化的国家政治和军事化的统治方式。

三十年战争的经历使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将军事防御当作战后发展的中心目标。

为了加强军事防御的能力，从“大选侯”

开始，霍亨索伦王朝的政策几乎都是为了军队建设，为军事服务。

一方面，政府为了军队而规划国家经济，不仅使军队在粮食、服装和武器等方面的需要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由政府出面创办或资助各种军用企业，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接税，使军事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龙头；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不断增加军事势力而抑制其他统治力量，不仅将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装备军队，而且以保证自由役使农民的特权为条件，驯服土地贵族（容克），将地方等级的势力纳入王国的军事统治机构，并使文官服从军官，使各级政府和各种文官机构的发展适应于军事需要。

文官机构的建立本意是促进发展王室产业，管理政府开支，文官服从军官无疑于国家服从军队。

对于文官的训练也像训练军官一样，要“无条件地、准时地、认真而迅速地履行职责，完全献身于工作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

当然，对于文官还要有基本的理论训练。

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于1727年下令在哈勒大学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设立内政管理讲座，研究探讨和教授学习关于行政管理的基本理念。

还有一方面，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从三十年战争结束伊始就将军队建设或军事行动当作王朝统一的行为。

1657年参加华沙战役及其胜利是“大选侯”

统治下的全体邦国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库尔马克、克雷弗和普鲁士，三大领地联合出兵，统一领导，共同胜利。

此后，随着选侯邦国统治势力向东、向普鲁士转移，直属选帝侯的军队也被建成以普鲁士为根据地的“全普鲁士”

的机构。

无论是克雷弗的军士，还是库尔马克的军曹，抑或普鲁士的军官，都是普鲁士军队的肌体，是王国整体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军队不仅是作为镇压反叛和扩张领土的工具，而且还是作为联合的手段，将自然的和历史的不同区域联系成为普鲁士王国。

事实也是如此。

到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的时候，“在普鲁士的”

国王，同时还以选帝侯身份统治勃兰登堡、以公爵身份统治波美拉尼亚和马格德堡、以伯爵身份统治马尔克和拉温斯贝格、以亲王身份统治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

虽然在每一领地其统治权利各有不同，但是通过军队组织和军事行动，他基本上能够在全部区域内推行军事化的专制制度。

在这样的前提下，宗教异同和民族差异不再构成王朝政治的重要内容，信奉改革宗的霍亨索伦统治家族允许大部分臣民信奉信义宗，允许犹太人定居和发展，并接受成千上万的法国信仰难民胡格诺。

同时，身为德意志人的霍亨索伦王室模仿法兰西的方式统治普鲁士王国，并将众多的捷克人、波兰人、瑞典人以至斯拉夫人等等纳入王国的统治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