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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德国启蒙运动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第1页）

第三节德国启蒙运动的社会与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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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下期到18世纪末，在德意志启蒙运动时期，德国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正在蓄势向着秩序和繁荣发展。

一方面，从社会层面看，在整体上，那个时期德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仍然以家族出身为出发点，个人能力还不能对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说，权利仍然在各类贵族之间分配、承传，财富和教育等还不能使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商人为主体的平民百姓改善自己的身份地位。

社会结构的传统性质基本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看，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在整体上仍然是农业区域，不仅农业生产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新的经营方式，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没有出现影响较大的、资本积累的现象。

然而，作为启蒙运动的基础，从17世纪下叶起，特别在进入18世纪以后，德国的社会与经济还是具有不容忽视的特征。

其突出表现概括为：一是德意志专制邦君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变化，这是德国启蒙运动得以展开的平台；另一是德意志经济行业发展的相对落后状态，这是德国启蒙运动独具特色的主要原因。

一、德意志专制邦君主导的社会秩序变化

德意志专制邦君，与法国、英国等西欧民族国家的国王一样，都是通过集中行政、经济、司法和军事四大权利而成为自己邦国（王国）的专制君主。

与西欧民族国家的专制君主不同的是，德意志专制邦君的权利基础不是王国民族，而是邦国领地，虽然他们的领地邦国具有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对内扩大君权、保护臣民和对外加强君权、扩展领土的职能。

如前章所述，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凭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武装权、结盟权和宗教信仰自决权，有七大德意志邦君取代德意志国王分别走上了专制主义道路。

他们是奥地利公爵（兼任德意志王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选帝侯（1701年成为“在普鲁士的”

国王）、汉诺威公爵（1692年成为选帝侯；1714年成为英国国王）、萨克森选帝侯（1697年成为波兰国王）、巴伐利亚选帝侯、符滕堡公爵和梅克伦堡公爵。

七大专制邦君使德国至少出现了七个统治中心：维也纳、柏林、汉诺威、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梅克伦堡。

七大统治中心很快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者的活动中心。

不仅如此，专制邦君所采取的专制政策及其结果也为启蒙运动的展开奠定了社会基础。

德意志邦君所采取的专制政策首先是削弱邦国等级的权利。

邦国等级与邦国君主一样，其权利来源是传统因袭，因袭下来的权利使他们共同构成邦国的统治集团。

然而，在专制邦君的统治之下，等级议会很少、甚至不再召开，贵族等级因袭下来的主要权利，如税收批准权和政治参议权等，被逐步地架空，甚至取消，其社会地位也因之发生变化：由握有统治权利的统治集团逐渐地演变为普通的社会上层。

统治集团与社会上层的区别在于对邦国政治的作用不同，前者主持政治，后者辅助政治。

换言之，邦国等级脱离握有统治权利的统治集团，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他们或他们的子弟开始以政府官吏的身份参与邦国政治，成为邦君专制的辅助，也是专制政府的组成部分。

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词，即“职业”

。

通过邦君的专制政策，等级贵族成为邦国官吏，因而获得了参与政治的“职业”

。

这是一个将导致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萌芽。

随着等级贵族参政的职业化，其他的由传统因袭而来的社会阶层也将难以避免地向着“职业化”

的方向演变。

在整体上，至少在18世纪末以前，德国社会秩序所呈现的都是等级状态。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区域之内，所有德意志邦国都是帝国等级，所有邦国等级——包括农村和城市——都是封建贵族，所有封建贵族都是世袭产生，出身决定了他们是社会的统治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