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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方模式的联邦德国 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第5页）

大体有几种情况：一是联邦“专属立法权”

领域，如外交、防务、联邦公民权、护照与移民、货币（后来货币发行权上交欧盟）、关税和货物自由流通、邮政和通信、联邦铁路与航空等。

二是联邦和州“并行立法权”

领域，包括刑法、民法、结社和集会、公共福利、难民事务、道路交通等，只要联邦没有立法，各州就可立法。

三是联邦制定一般框架性立法，各州制定具体实施性立法，如高等教育、公务员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土地分配和地区规划等。

四是各州“专属立法权”

领域，有文化事务（包括教育、广播、影视等）、医疗卫生、警察等。

在财政上实行联邦、州和地方分税制，联邦征收的有消费税（不包括啤酒税）、关税和流转税等，州和地方政府征收财产税、汽车税、啤酒税、土地税等。

所得税和公司税在联邦和州之间分配。

为了缩小各州生活水平差距，较富的州要向较穷的州转移支付部分税收收入。

在联邦德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联邦权力强化的情况。

建国几年后，盟国结束占领，联邦德国成为主权国家，得到了外交和防务权，各州则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

60年代后强化联邦权力的倾向更加明显。

1967年的经济《稳定与增长法》（Stabilitts-undWachstumsgesetzesStabilittsgesetz）使联邦获得新的宏观干预经济的权利，并要求联邦、州和地方“协调行动”

（Koion）。

1968年联邦议院通过《紧急状态法》（NotstazeEmergencyActs）使联邦政府可在“非常时期”

采取行动，甚至颁布法令。

1969年修改《基本法》规定将一些原属州权但具有全局重要性的事项作为联邦和州的“共同任务”

，如扩建高校、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海岸保护等。

在这些领域联邦有立法权，联邦和各州分担开支。

70年代的《高等教育框架立法》（Hesetz）强化了联邦在教育领域的权力。

据研究，1949—1984年间有35项法律对《基本法》进行修改，其中不下24项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联邦秩序。

在财政上，出现了各州越来越依赖联邦的现象。

如联邦政府对高校改革、改善地区经济和农业出资，也越来越多地介入本属州权的事务。

为了处理越来越突出的环境问题，1986年成立联邦环境部，也可能扩大联邦的权力。

总之，联邦不仅获得了新的专属权力，还获得了新的共享权力。

有学者认为这是“工业社会必然产生的集中化趋势”

。

各州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独特的发展，其政治职能“已经降低到仅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整个国家权力的地步”

。

但是，《基本法》规定了联邦制的不可侵犯性。

在既要保持州权又要加强全国协调的情况下，则由各州代表开会（如文教部长联席会议），达成“州际协定”

（Staatsvertrag），再由各州实施。

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立法，并对直接关系各州利益的立法拥有否决权。

各州还有可能不执行联邦的决定。

当州与联邦由不同政党执政时，尤其可能如此。

70年代联邦政府对教育提出批评和改进建议，各州文教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主张加强教育方面的协调统一，同时强调这不能影响各州的宪法权力，对各州法律没有约束力。

联盟党掌权的巴符州等五个州在1978年宣布“不赞成联邦政府报告中任何涉及通过修改《基本法》而集中教育权力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