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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第7页）

艾哈德政府和“大联合政府”

也都重视德美关系和西方联盟。

当法国在北约中闹独立，挑战美国领导权的时候，联邦德国一直强调欧美依赖，北约组织不能削弱，而是应该加强。

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时，“大联合政府”

要求美国作出保证，增加驻欧军力。

60年代联邦德国一再为驻德美军的开支提供补偿，以帮助美国减轻财政困难。

为维系西方的团结，联邦德国还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这种政策成为国内“新左派”

抗议运动高涨的一大催化剂。

所有这些，是联邦德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缓和”

背景下在西方联盟内的合作与分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又改善了与苏联东欧的关系，并积极展开全方位外交，大大拓展了国际活动空间。

在东西方关系上，联邦德国不再反对，而是欢迎美苏谈判，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东西方缓和的进程。

70年代期间，美苏英法达成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

，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美苏与一批东西欧国家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

，KonferenzfürSidZusammeinEuropaKSZE），达成了重要的协议。

这些都是冷战缓和的成果，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有利于它扩大国际空间，增加自主性。

同时，联邦德国对美苏在缓和背景下进行“越顶外交”

，损害德国利益的可能性，仍然敏感而警觉。

西方国家则担心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Dieik）会导致脱离西方联盟，出现“新的罗加诺”

。

所以，联邦德国的政策是，积极展开与苏联东欧的关系，不让缓和成为超级大国的专利，同时保证忠于西方联盟，消除盟国的疑虑，还要防止西方联盟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可能对德国利益的损害。

在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大国谈判期间，在欧安会期间，联邦德国都努力施加影响，防止西方对苏联让步过多，如在西柏林的地位、战后边界问题上等。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将欧洲东西方均势视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础。

70年代苏联一边推动缓和，一边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西欧造成压力，引起联邦德国极大的担心。

1977年施密特总理在伦敦发表讲话，指出“一种仅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军备限制必将损害西欧联盟伙伴的安全需要。

只要欧洲的不均衡状态尚未消除，我们就必须坚持威慑战略各个部分的平衡”

。

他主张，美苏军控谈判不应只限于洲际导弹，应该把中程导弹也包括进去。

在施密特讲话推动下，美英法（西）德领导人于1979年初在法属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会晤，达成共识。

北约组织于同年12月通过一项“双轨决议”

（DoppelbeschlussTwo-TrackDe），要求就消除中程导弹问题举行美苏谈判。

如果谈判达不成协议，北约将在西欧部署新的导弹，包括572枚美国“潘兴II”

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建立针对苏联的军事战略平衡。

然而，联邦德国仍是处境两难。

在美苏缓和与合作的时候，它担心美苏“越顶外交”

损害德国利益，担心苏联乘机改变东西方均势，所以希望美国能够抗衡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