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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2（第10页）

阿登纳政府有意不以政治或意识形态来划分受援国。

外长勃伦塔诺声称，对外援助是不带政治条件的。

所以其援助对象国既有激进的加纳、几内亚和马里，也有温和的突尼斯和泰国等国。

仅1960—1962年间，联邦德国就向亚非国家承诺了数十亿马克援助，与30多个国家签署了援助协定。

联邦德国要人接连出访东南亚、南亚、非洲和中东。

不过，不带政治条件不是没有政治目的。

联邦德国认为，援助会使受援国产生好感，在发展中世界有一批不结盟的非共产党国家，对西方有利。

拒绝援助就会把它们推到苏联方面去。

在相当一个时期，其发展援助主要集中于与西方结盟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南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以及一些宣称不结盟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埃及、加纳等，具有适应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与亚非拉的关系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制约，就是“哈尔斯坦主义”

，而对外援助常常服从于这种政策，甚至被用作工具。

1961年9月外交部发言人宣称，如果一个国家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肯定要切断发展援助。

有人主张重新分配对在德国问题上支持苏联的国家的援助。

这个时期联邦德国对亚非拉的关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以下情况：一旦某国要与东德发展关系或提升既有关系，联邦德国就会用召回大使、威胁断交、中止援助等手段，加以反对，或采取事后报复或鼓励的措施。

实在不得已时，则接受有关国家与东德建立非政府的经济、文化关系，但最高不超过领事级关系。

在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这类场景都有上演。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相比，拥有若干优势，一些国家也对这种软硬兼施，作出妥协，达成谅解，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一般只保持在贸易代表（可有非正式的领事权）层次，最高也只是领事级别。

到1963年，联邦德国与9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民主德国只与13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外交关系，与30多个非共产党国家有不同形式的贸易或领事级关系。

不过60年代期间，这种政策出现了日渐明显的“效应递减”

。

1966年一位外交部官高承认，几乎每天都有民主德国旗帜在某处升起或民主德国代表团在不结盟国家受到友好接待。

尽管联邦共和国在某些方面成就可观，并收回了某些阵地，但“苏占区在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中逐步前进”

却是不可避免的。

亚非拉国家提升与民主德国关系的压力日增，如何应对，常常引起联邦政府内的分歧和争论。

中东是联邦德国外交的重要地区。

相对英法而言，联邦德国是这里更受欢迎的伙伴和援助来源国。

50年代中期阿登纳曾说，从土耳其到印度的地区是“我们对外政策力量的未来”

。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阿登纳政府加强了中东外交，决心与美国联手激活对中东的经济政策，以期中东成为西方的伙伴。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中都有重要影响，故而受到特殊的重视。

1958年联邦德国向埃及提供了约4亿马克，以便后者购买工业设备。

1961年又与阿联（当时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签署条约，提供总额超过10亿马克的信贷。

此外还准备帮助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大坝。

联邦德国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哈尔斯坦主义”

制约，还受阿以关系影响。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阿登纳将“调整同犹太民族的关系”

列为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