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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2（第11页）

他在1951年秘密会见了以色列的代表，表示要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补偿。

1952年9月，阿登纳政府与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大会”

（JüdischerWeltkoheWorldJewishgressWJC）达成协议，同意向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索赔联合会”

支付赔偿。

此事引起阿拉伯国家不满。

另一方面，埃及在1953年接受了民主德国的贸易代表，则引起阿登纳政府的干预。

此后，联邦德国向埃及提供可观的援助，埃及则使其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不超过领事水平。

同时，考虑阿拉伯国家的感受，联邦德国不得不与以色列保持距离，没有建交。

这种状态维持到1964年秋，联邦德国秘密向以色列供应军火之事被披露出来，激怒了阿拉伯国家。

艾哈德政府提出缓和关系的方案：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军火，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新的援助，限制对以关系的级别。

但其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未能立即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军火。

在此背景下，埃及在1965年2月接待了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来访，并签署一系列协议。

埃及总统纳赛尔还声称，如果波恩不停止对以色列军援，他将最终承认民主德国。

艾哈德政府面对这种情势，一派主张强硬反制，不惜与埃及断交；另一派担心会进一步激怒阿拉伯国家，导致外交挫败。

最后决定，继续履行已有的对以军援协定（但不再签署新协定），并与以色列互换大使。

结果，埃及等十个阿拉伯国家宣布与联邦德国断交。

尽管这些国家并未立即承认民主德国，这次变故仍然是联邦德国遭到的一次重大外交挫折，推动了对“哈尔斯坦主义”

的反思。

此后的“大联合政府”

，在与亚非拉关系中涉及“哈尔斯坦主义”

时，试图采取灵活有度的做法。

1969年伊拉克和柬埔寨相继宣布将与民主德国建交。

伊拉克在1965年已与联邦德国断交，联邦德国又不想停止从伊拉克进口石油，于是“大联合政府”

把注意力放在柬埔寨。

自1962年以来，由于联邦德国的干预，柬埔寨在与两德保持领事关系的同时，给联邦德国以略高的地位。

1967年柬埔寨提升了与民主德国的关系，随后即与波恩建立外交关系，仍高于与民主德国关系的级别。

到1969年，柬埔寨决定与民主德国也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此种情势，基辛格总理主张采取有力行动，勃兰特外长则反对采取断交办法，认为坚守阵地比一走了之更有意义，如果形成在另一国首都只有民主德国代表的情况，反而不利。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冻结”

与金边的关系：召回大使，停止使馆外交活动，不再签署新的经济合作协议。

对于非洲，勃兰特说，他把非洲看成欧洲的“补充大陆”

，非洲对于联邦德国具有重要的地位，要加强对非洲的关系，同时“不要留下可能使另一个德国突入的‘空白点’”

。

1968年他在象牙海岸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谅解非洲国家与民主德国发展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意愿，但警告非洲国家不要“滥用我们的谅解”

。

可以看到，联邦德国越来越希望在第三世界的外交中超越僵硬的“哈尔斯坦主义”

，但是内部分歧很大，未能彻底改弦易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