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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第7页）

迫于苏联的压力，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日程多次被迫延期，依赖苏联的保护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置于维持两德关系之上。

因改革问题方面的矛盾与分歧，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是走向恶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MichailGorbatschow，1931—）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局面，长期以来经济体制僵化、经济结构失调以及牺牲经济发展扩充军备等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这也使苏联在全球争霸斗争中力不从心。

戈尔巴乔夫决定进行加快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新设想和新措施，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存在、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重点发展重工业。

然而，苏联的经济改革极不顺利，成效不彰并阻力重重，戈尔巴乔夫转而推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并日益以政治改革为主。

在苏联国内推行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敦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允许这些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昂纳克来说，在改革问题上处理与苏联关系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民主德国十分依赖苏联，需要与戈尔巴乔夫政府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不理解也不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新道路。

埃贡·克伦茨后来指出，“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而言，要想同时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兼顾两者是很困难的。

然而这种距离并未促成民主德国形成一种可行的方案，以实现连续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

。

昂纳克最后选择的是一种表面逢迎暗中抵制的政策，他没有公开反对苏联改革，一度还派亲信埃贡·克伦茨研究苏联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但最终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采取抗拒立场，但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间接方式，通过强调民主德国成就来抵制苏联改革，他说：“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比我们好？你们要改革和公开性还是要充足的货架？”

在1988年中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昂纳克首先肯定苏联改革的作用，宣扬“苏联的改革进程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保卫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接着他又表示要警惕资产阶级化的影响，不能依据“庸俗市侩的喋喋不休，那些人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写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

。

他还强调没有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适用的模式，照搬不能代替必要的独立思考，民主德国要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昂纳克日益保守和僵化，他抵制戈尔巴乔夫式改革，也拒绝根据民主德国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将克伦茨的改革提议锁进保险柜，导致后者认为：“昂纳克并不拒绝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却对那里的发展抱怀疑态度。

他认为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多而是少了。

他感到自己更加倾向于苏联社会中的保守势力。”

为了限制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改革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昂纳克政府还禁止发行苏联的《伴侣》（Partner）杂志。

从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与昂纳克的多次会晤中均敦促他实行改革，但昂纳克不为所动，戈尔巴乔夫事后承认：“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

昂纳克抵制改革使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冷淡，克伦茨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会议上还觉察到，因抵制改革，民主德国遭受到社会主义盟国的孤立。

在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走向疏远的同时，联邦德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缓解，为了在改革中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戈尔巴乔夫大力改善与联邦德国的关系。

对于苏联与联邦德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昂纳克十分不安，担心会损害民主德国的外交战略地位和国内统治合法性。

因而，他决定在1987年完成因苏联阻止而延期的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目的是想以促进两德关系来平衡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接近。

毫无疑问，昂纳克更加重视的是维持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在与苏联争相向联邦德国示好的同时，民主德国也不断向苏联强调保持两国政府和政党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然而，民主德国的“德国牌”

未能改变苏联的重视联邦德国政策，戈尔巴乔夫还不顾民主德国的利益主动向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德国统一问题，甚至还发出了不排斥德国最终统一的信号。

苏联的德国政策的松动会导致两德人民民族感情的增长，这自然会危及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昂纳克对苏联的做法十分恼火。

他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是100年后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

这是含蓄地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会回答100年以后事情的说法。

随着苏东国家改革陷入困境和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出现松动，欧洲形势对民主德国十分不利。

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80年代末处于困难和动**的局面，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苏东国家先是进行经济领域的变革继而进行政治自由化改革，但过急过快的改革带来的是更大的困局和动**。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位于前沿阵地的成员国，民主德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实行外交新思维，提倡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原则和实行核裁军，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并应当控制在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并提出建立“欧洲大厦”

的设想。

西方人士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倡建立欧洲大厦的“新思维”

有利于两德的人员来往，从而使联邦德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存在相当大的希望；对联邦德国来说，苏联压力下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是最理想的结果。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交自主性加强后，在动乱局势下为了自身利益不再延续传统的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民主德国陷入空前的孤立无援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