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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6页）

措施的排挤。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妇女仍然主要是在纺织、服装、服务和护理行业就业。

女性的失业率通常高于男性。

例如1978年，妇女构成全部劳动力的40%，失业者中却有54%是妇女。

在受教育方面，男女差别大有缩小，但在高等教育中仍有较大落差。

在各类高校学生中，女生的比例到80年代末达到38%，男生比例却是62%。

女性地位的改善受到若干制约：首先是始终存在左翼—自由派与传统—保守派（包括天主教会）的分歧。

如70年代围绕妇女堕胎权发生争论，修改相关法律的努力颇为曲折，最后仍然严格限制堕胎权。

其次，传统观念的障碍。

例如对许多中产阶级男性而言，妻子“无须外出工作”

仍然被当作一种地位的象征。

1980年汉堡上议院妇女平等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道：“我认为我们还须等上几百年，然后才能通过男子的觉悟而改善妇女的情况。”

其三，妇女运动本身的问题。

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法兰克福举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四分五裂。

“新左派”

女权主义者的一些极端要求也并非是理性或现实的，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

社会世俗化，宗教影响力下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后果之一，联邦德国也是如此。

首先是教徒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如天主教徒在1960年有2471万，1970年增加到2719万，1989年又减少到2674万多人，呈先升后降的变化。

新教徒的人数则一直下降，1963年约2880万，1970年为2848万，1989年降到2513万。

其次是参加宗教仪式或教堂活动的人数减少了。

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中举行宗教洗礼、宗教婚礼的人数均大幅度下降；参加周日圣餐式的人数，总体上也下降不少。

又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选民中有40%的人每周都上教堂，1987年这个比例已不足25%。

在天主教徒中，经常上教堂者从1953年占50%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30%。

诚然，相当多的居民仍然留在宗教网络之中，但宗教影响总体呈削弱的态势。

50年代，保守派曾把选举形容为基督教与无神论的竞争。

但世俗化倾向使更多的选民不再依据宗教因素来决定党派和政治偏好，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更是如此。

居民族群结构的变化更是带来复杂的问题。

“外籍劳工”

在联邦德国起初是受欢迎的，但七八十年代经济衰退，他们就被一些德国人视为负担和竞争者。

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问题。

官方自1973年起，明令限制“外籍劳工”

进入，并鼓励他们返回其本国，同时促进留下的“外国人”

融入德国社会。

1978年，联邦成立专门机构（外国人事务署），其负责人屈恩（HeinzKühn，1912—1992）说，德国已成了非通常意义上的“移民国家”

，“必须对愿意留下来的人开放”

，防止出现新的“种族傲慢”

和“双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