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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 一统一后德国全方位自主外交（第9页）

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应邀访问德国。

1995年7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受到了德国政要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德中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德增设总领事馆协议》和《中、德财政合作协定》，又签订了42亿马克的12项有关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协议、合同及意向书。

1996年2月初，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德国，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合作；德国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欧盟范围内致力于取消对中国进口的限制。

这些访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德国亚洲政策作了调整，施罗德、默克尔等德国领导人曾多次就人权等问题批评中国，给新世纪中德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科尔政府承认中国儒家思想的特殊性，虽然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时提出批评意见，但主张采取“批评与对话”

的态度。

施罗德政府外长、笃信人权价值观的绿党领导人费舍尔在上任后却明确表示，要加强德国在世界上的人权外交。

此后，德国对我国在人权问题上指手划脚，使这一问题再度成为阻碍中德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再加上当时双方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如北约东扩、科索沃等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歧，科尔时代以来的中德交往活跃状态出现了停滞的趋势。

向来亲美的默克尔政府为了与布什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在很多问题上也对中国表示出消极或者反对态度。

默克尔在2006年5月访华时就明确表示“德国未来不会再单独提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

，并提出“解禁”

要取决于中国人权状况和台湾政策是否符合西方的要求。

此外，为了在中德贸易中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默克尔政府还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2007年9月，默克尔又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以官方身份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作为此次事件的回击，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Steinbrück，1947—）原定于2007年12月访问北京的计划。

德国《经济周刊》对此评论说，“德国希望中国政府短暂生气后会恢复正常的期望落空了”

，这对德国经济界是一大打击。

为了民主和人权的政策，德国经济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金融时报》也说，“中国取消财长访华点燃联盟内部对默克尔中国政策的争吵”

。

默克尔政府也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它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输给英法等国。

为弥补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默克尔在2008年1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愿下大力气恢复发展德中关系。

事实上，默克尔每次到访中国都会有一个大型的经济代表团随行，成员大多是德国经济界的代表，其目的无外乎搭外交的顺风车签订更多的经济合作协议。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762.7亿欧元，比2005年增长24.69%。

其中，德对华出口275.2亿欧元，同比增长29.32%，占德出口总额的3.1%；德国从中国进口487.5亿欧元，同比增长22.21%，占德进口总额的6.66%。

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汽车、印刷设备、电气部件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设备、电器、服装、玩具等。

从投资规模看，德国对华投资逐年增加。

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5338个，合同资金额251.16亿美元，德方实际投入134.1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