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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 一统一后德国全方位自主外交（第8页）

1996年，德国对亚洲又开展了新一轮外交攻势。

从这一年的10月中旬开始，德国政要纷纷打点行装，奔赴亚洲。

先是国防部长打头阵访问了印度，随后是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和蒙古，紧跟着科尔总理正式访问印尼、菲律宾和日本；11月18日—30日，罗曼·赫尔佐克（R，1934—）总统对中国和尼泊尔进行了访问。

科尔下台后，德国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对科尔的“新亚洲政策”

作出了一些调整，即在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时更加强调西方的民主、人权价值观。

2002年6月25日，德国外交部出台了第二份《亚洲政策》，强调要以安全合作为重点，加强与亚洲国家合作与对话，开展预防性外交、建立新的安全结构、保障德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大德国在亚洲的市场，推广人权、民主和法制、增加发展援助。

2005年默克尔大联合政府上台后，德国多次向亚洲敏感地区出口武器，预示了德国政府“亚洲战略”

的新变化。

2007年10月，默克尔制定了以“价值外交”

为核心理念的第三个亚洲政策。

在联盟党10月23日通过的名为“亚洲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挑战和机遇”

的决议文件中称，“德国和欧洲在能源、外贸等领域正面临中国的竞争”

，中国与苏丹、缅甸、委内瑞拉等国发展关系，“不仅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也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

，建议“德国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

。

10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上公布了这一决议，并声称“许多年以来，我们只是太注重中国。

我相信，作为欧洲人，我们在其他国家如印度那里也有机会，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并迅速扮演角色”

。

以对印政策为例。

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价值观的相近使印度和德国在政治和防务合作方面显得格外突出。

2004年6月，印度与德国等西方国家空军举行了联合军演。

同年10月6日，施罗德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辛格表示，两国的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并具有远大的合作前景。

在2005年8月美印签署民用核协议后，默克尔政府也与印度签署了一个类似协议。

2006年4月23日，印度总理访问德国，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德国和印度将深化构建在两国2000年签署的《21世纪印度—德国伙伴关系议程》基础上的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之上的战略伙伴关系”

。

2006年9月，两国正式达成国防合作协议，结束了十多年以来对印度的军事禁售局面。

2007年10月底，默克尔抵达印度访问，鼓吹德国的亚洲新政策，阻止中国崛起“造成区域不安”

。

德国《商报》事后评论，印度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接近，而且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是德国在亚洲首选的战略伙伴。

（二）对华政策

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德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1993年11月，科尔第二次亚洲之行时访问了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

。

科尔率领的代表团达180人之多，其中包括4名部长和40多位企业界经理。

在访问中，德中双方在钢铁、交通运输、能源、化工、机械、电子、电信和环保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和意向书，合同金额达16.5亿美元，意向金额也有11.5亿美元。

这是科尔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1995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高级代表团第四次访问中国，随同的有45位在德国有影响的企业家，以及一批官员和记者。

科尔在这次访问中表示，除了加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外，还扩大了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接触，双方共签署四个政府协定、总金额21亿马克的12项工商企业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