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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 一统一后德国全方位自主外交（第7页）

她访问英国时表示，新政府“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极端重要，但不光是法国，还有英国”

。

德国的拉拢是英国能在欧盟财政危机谈判中作出妥协的原因之一。

其次，默克尔更加注重将德国利益与欧洲普遍利益相结合，照顾欧盟中小国利益。

如重视发展与波兰的关系，避免给欧盟伙伴造成法德轴心统治欧盟的印象。

默克尔在出访法国后不久就出访波兰，以消除中东欧国家对法德轴心和俄德亲密关系的顾虑。

在欧盟的财政危机中，默克尔又强调新的预算案不应损害中小国家的利益。

默克尔也因此在预算案通过后赢得了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好评，甚至被称赞为欧洲新领袖。

第三，在深化欧洲一体化时，默克尔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手段。

默克尔深知，由“欧洲宪法条约”

搁浅而造成的欧盟宪法危机绝非短期内单靠德国自己能解决的。

为了因避免操之过急而引起英、法、波兰等国民众的反感情绪，默克尔希望先发展欧洲的自我认知意识，寻求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通过一个新的、各方可以接受的“基础条约”

替代原先的“宪法条约”

，以曲线迂回的方式推动欧盟宪政之路。

德国还表示，将在2007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推动欧洲宪法的发展。

三、统一后德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

（一）新亚洲政策

扩大在亚洲、非洲的影响，与盟国展开以经济和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并力图在多极化的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是德国在统一后外交上的又一个新动向。

科尔曾说过，在政治领域同亚洲的合作早已是德国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亚洲国家由于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具有全球意义”

。

从经济因素上考虑，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少有的活力，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潜在的大市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因此，为了显示德国的大国地位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德国认为必须“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

，参加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竞争，改变德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动中落后于美日的被动局面。

为此，科尔及30位德国公司的巨头在德国统一后的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五国进行了访问，同这些国家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贸合作协定。

科尔对日本的访问则更具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相似，而且都在外交上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

科尔对亚洲五国的访问，密切了德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德国在亚洲的影响。

这次亚洲五国之行，极大地开阔了科尔的视野，并第一次设计出了他的“亚洲新观念”

（Das）。

五国之行之后，应科尔的要求，由德国外交部组织成立了有六个部和总理府参加的专门工作班子，研究制定了德国的“亚洲政策新方案”

。

1993年9月22日，德国内阁正式通过了这一方案。

9月26日，科尔发表文章全面阐述了德国的“新亚洲政策”

，其主要内容有：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重点增加德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把科技合作作为与亚洲合作的关键领域；在环保方面与亚洲合作；加强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对话；加强与亚洲各国在文化方面的合作。

不难看出，德国的“新亚洲政策”

是将其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置于优先地位。

随后，德国政府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将外交、外经和援外三管齐下，促进德国企业进入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