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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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

他觉得法国的交响乐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

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

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乐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地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

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

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意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

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

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他！

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

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么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

无论如何要新！

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

词句。

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

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

天哪！

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

……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拣西拾地拼凑起来。

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拼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只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利斯朵夫。

他们徒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砌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得可怕，或是萨拉·贝恩哈特式的说白[108]，唱得走音的，几小时的呶呶不已，好似骡子迷迷糊糊地走在险陡的坡边上。

克利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搽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马斯内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

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格鲁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

“由他们去吧。

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

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

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乐的主题，像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

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意儿。

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

他们可以用来做成《第九交响曲》或是弗兰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

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地破坏掉。

——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

……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跟米开朗琪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队伍似的。

听众是一班厌烦得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

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儿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

“嗬！

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