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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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使安多纳德沉浸在温情里头，唯有在读信的时间她才觉得有点空气可以呼吸。

信要不在早上预期的时间收到，她就苦恼得什么似的。

有两三次，葛罗纳蓬他们因为大意，或是——谁知道？——为了恶意的耍弄，直到晚上，有一次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信交给她，那时她竟急得发烧了。

——元旦那天，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想了同样的主意：花了很多钱彼此发了一通长电，在两方面同时送到。

奥里维继续在功课方面与思想方面征求安多纳德的意见；安多纳德替他出主意，支持他，鼓励他。

其实她自己也不见得有多少勇气，住在这陌生地方闷死了，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人也不关切她，除了一个才来不久而和她同样住不惯的教员的太太。

那位好心的女人母性很强，看到两个各处一方而相爱的孩子那么痛苦，非常同情——因为她向安多纳德探听到了一部分历史——但她那样的粗声大气，那样的平庸，缺少机智，不识时务，把安多纳德贵族式的小灵魂吓得格外深藏了。

因为对谁都不能吐露，她便把所有的烦恼都闷在肚里：而那是很重的担负。

有时她自以为要倒下来了，但她咬咬嘴唇，重新向前。

她的健康受了影响，瘦了许多。

弟弟的信越来越消沉。

有一次特别颓丧的时候，他竟写道：“你回来吧，回来吧！

……”

可是信刚发出，他就觉得惭愧，又写了一封，声明前信作废，要求安多纳德别把那句话放在心上。

他甚至装做很快乐，不需要姊姊。

倘若给人看出他没有她便不能过活，他容易生气的性情也是受不了的。

这一点可瞒不过安多纳德，她看透他的思想，但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天，她几乎真的要动身了，连行车时刻都到站上去问过了。

随后，她觉得简直是胡闹：她在这儿挣的钱就是付奥里维的膳宿费的，两个人能撑多久就得撑多久。

她没勇气打什么主意了：早上她很勇敢，但越到夜晚，精神越低落，只想逃了。

她想念家乡——想着那个对她多么残酷、可是埋着她过去所有的遗迹的家乡——也想着弟弟的语言，为她用来表示心中的爱的语言。

那时恰好有个法国剧团路过那个德国小城。

难得上戏院的安多纳德——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忽然渴想听一听法文，到法国去躲一下。

其余的事，我们以前叙述过了。

戏院已经客满。

她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青年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看到她失望的神气，邀她到他的包厢中去：她糊里糊涂地接受了。

她和克利斯朵夫的露面引起了小城里许多闲话，立刻传到葛罗纳蓬家里，而他们的存心是只要对这个法国少女有一点儿不利的猜疑就预备接受的，再加我们以前说过的那种情形[10]，他们被克利斯朵夫惹得气恼之极，便毫不客气地把安多纳德辞退了。

这颗贞洁而容易害羞的心灵，整个儿给手足之爱占据了，没有给任何卑污的思想沾染过，一朝懂得了人家指控她的罪名，简直羞愤欲死。

但她并不恨克利斯朵夫，知道他跟她一样的无辜，虽然使她受累，用意是很好的：所以她很感激。

她对于他的身世一无所知，只晓得他是个受到剧烈攻击的音乐家。

她尽管不懂人情世故，但有种内心的直觉，因饱经忧患而变得非常敏锐，看出那个陪她看戏的同伴举动粗鲁，有点疯癫，可是性情和她一样戆直，并且慷慨豪侠，她只要想到他就觉得安慰。

别人说克利斯朵夫的坏话，绝对不影响她的信心。

自己是个被欺侮的，她认为他也是个被欺侮的，和她一样受着人们恶意的攻击，而且时期更长久。

既然她惯于想着别人而忘掉自己，所以一想到克利斯朵夫也在受罪，她自身的悲苦倒反减淡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