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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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的表现！

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

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

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两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岂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

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

遇到发噱的地方，应该叫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

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

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

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

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

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

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

“这是法庭上的道德，”

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

我压根儿讨厌律师。

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

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

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

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柏辽兹说的变了一种“**卖笑”

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班以卖**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班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班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

结果，她们很高尚地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

可是群众非常满意。

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

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

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

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

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的兴致还不及嚼舌的兴致。

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

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

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佚的下流习气，只要像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