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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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斯万的爱情（第7页）

您还没听到过她侄子的演奏吧？那可真是棒极了，是不是啊，大夫？您愿意我去请他弹点什么吗，斯万先生？”

——“那我真是很荣幸……”

斯万还没来得及说完，大夫就带着一种调侃的神情打断了他。

原来，大夫心里记住了这一点，就是在谈话中使用夸张的语言和郑重其事的大字眼，都已经是过时了，所以他一听见有人一本正经地说出像刚才的“荣幸”

之类的字眼，就以为说这字眼的那位刚犯了个普吕多姆[122]的毛病。

倘若这个字眼碰巧又属于他所谓的陈词滥调，那就不管这个字眼平时多么常用，大夫认定那句没说完的话一准荒唐可笑，非得开玩笑似的说句陈词滥调来接上茬不可，他一心以为那就是对方本来想说的意思，其实人家连想也没想到过。

“真是三生有幸!”

他神情夸张地举起双臂，调皮地喊道。

韦尔迪兰先生禁不住哈哈大笑。

“这几位先生在笑什么呢，看样子你们那边还谈得挺有趣哪。”

韦尔迪兰夫人大声说道。

“你们倒是想想我呀，孤零零地待在这儿活受罪，这有多没劲噢，”

她像孩子撒娇似的，嗔怪地加上一句。

韦尔迪兰夫人坐在一张瑞典的上光松木高凳上，这是那个国家的一位小提琴家送给她的，虽然它看上去就像张板凳，跟她的那些古色古香的精美家具很不协调，可她还是留在了客厅里，因为她执意要把信徒们成了习惯不时给她送来的礼物，全都陈列出来，好让这些捐赠人认出它们时高兴高兴。

因而，她竭力劝大家带些花儿和糖果来就行了，这两样东西至少不用去操心保管吧；可是劝也没用，她家里还是成了脚炉、靠垫、挂钟、屏风、气压计、中国花瓶的陈列室，就像一个品种繁多的杂货铺，一个新年礼物的大杂烩。

她待在这个居高临下的位子上，兴致勃勃地参加信徒们的谈话，拿他们的打趣寻开心，不过自从那回下巴出了意外事故以后，她就不再费神动真格地笑出声来，而仅仅是装出个大家平时看惯的样子，既不会累着也不用担风险，就算是表示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只要有哪位常客对某个乏味的家伙，或者对某个已经划归讨厌家伙的旧日常客小小地戳上一枪——这时她的表现就会叫韦尔迪兰先生自愧不如了，他本以为自己也跟妻子一样深孚众望，可是他一旦真的笑开了怀，很快就会上气不接下气，跟妻子连续不断假笑的技巧一比，他实在是甘拜下风——她只轻轻地尖叫一声，把那双开始被角膜翳弄得视力模糊的鸟也似的眼睛紧紧闭上，然后，仿佛忙不迭想避开一幕不堪入目的场景或是躲过一场来势凶猛的发作，猛可把脸埋在两手中间，整张脸捂得严严实实，看上去就像竭力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而且万一憋不住笑了出来，就会一发不可收，直到昏厥过去。

就这样，韦尔迪兰夫人被信徒们的欢乐情绪弄得飘飘然，陶醉于友情、谗言和一片附和声中，栖息在那张高凳上，像一只吃了浸过热葡萄酒的食料的鸟，开心得直打噎。

这时，韦尔迪兰先生在请斯万允许他点上烟斗（“这儿大家都挺随便，都是哥们儿嘛”

）以后，请年轻的艺术家给大家弹上一曲。

“好啦，行了，别去缠住他了，他上这儿可不是为了让人家来难为他的，”

韦尔迪兰夫人大声说，“谁要难为他，我可不答应!”

“可这怎么叫缠住他呢？”

韦尔迪兰先生说，“斯万先生也许还没听过咱们上回找到的那首升fa奏鸣曲呢——他可以给我们弹弹这首曲子的钢琴改编曲嘛。”

“哦!不，不，别弹我那首奏鸣曲!”

韦尔迪兰夫人嚷了起来，“我可不想像上回那样，哭得又是鼻腔发炎，又是面神经痛；多谢您的好意了，我可不想再来那么一次；你们说起来当然轻巧得很，在**躺一个星期的明摆着不是你们嘛!”

这段小插曲，每次在钢琴家演奏之前总要来上一遍，而那些朋友也乐此不疲，每次都感到挺新鲜似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正表明了“女主人”

有一种别出心裁的魅力，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在她身边的那些人，朝正在稍远些的地方吸烟或打牌的人做手势唤他们过来，意思是这儿有好戏看，然后就像在Reichstag[123]辩论趋于激烈的当口那样，连声对他们说：“听呀，听呀。”

到了第二天，他们还会为那些没能来的人感到惋惜，说头天的那段插曲比往常的还要精彩。

“好吧!行，说定了，”

韦尔迪兰先生说，“就弹那段行板。”

“就弹那段行板，瞧你说些什么呀!”

韦尔迪兰夫人大声说，“弄得我没法招架的，还不就是那段行板吗？你这位先生可真有意思!这不等于在听《第九》的时候说‘咱们就光听最后那个乐章’，或者在《名歌手》[124]里光听序曲吗？”

然而，大夫怂恿韦尔迪兰夫人让钢琴家去演奏，倒并不是觉得她由于音乐引发的毛病是假装的——他承认其中有一些神经衰弱的症状——而是出于许多医生都有的那种习惯，只要参加的是一次在他们看来比开处方重要得多的社交聚会，而他们建议暂且把消化不良或流行性感冒忘掉的那一位，又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医嘱马上就变得大有通融的余地了。

“您看着吧，这一回您准保不会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