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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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我想起前厅的那个信封，不过这回我没怎么发窘。

虽说是第一次遇见这场面，但我瞅见其他男客的餐具边上都有这么一枝花，他们拿起来插在了礼服的扣眼里，于是我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我神态自若地学着他们的样，犹如一个无神论者到了教堂，浑然不知弥撒是怎么回事，但瞧见大家起立，他也起立，大家跪下，他略一迟疑也跪下。

另外一个陌生的、历时较长的情况却让我颇不自在。

我餐盘的另一边，有一碟黑乎乎的东西，当时我不识这是鱼子酱。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但打定主意不去吃它。

贝戈特坐得离我不远，他说话我听得很清楚。

这时我明白德·诺布瓦先生何以会有那种印象了。

贝戈特的嗓子确实很奇怪；嗓音的物理属性会随思维而变，转换极为自如：二合元音的轻响、唇音的力度对此有影响，语调也有。

我觉得不仅他的语调和他的笔调完全不同，而且他说话的内容也和作品的内容迥然有异。

他的面部表情犹如一层面罩，话音从那后面发出，让人一时间认不出下面的那张脸，那张曾在他笔下与我们坦诚相见的脸。

在谈话中，贝戈特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融入一种让德·诺布瓦先生（仅仅是他）觉着矫揉造作、令人不快的语调，从中我能慢慢地体会到，他的这些话与作品中的某些诗意盎然、富于音乐感的段落是完全相对应的。

这时他在自己的说话中看到的，是一种独立于话语含义而存在的造型美，然而话语虽然也与心灵相通，表达毕竟不如文字自如，所以贝戈特看上去好像有点词不达意，有时他仿佛要捕捉话语背后的那个意象，不停顿地一口气往下说，没有抑扬顿挫，没有声调变化，听上去就像一串冗长的拖音。

结果，一种矫饰、夸张而又单调的表达方式，似乎成了他的谈话在审美意义上的特征。

他在写作中展示一连串意象，让音调显得和谐的才能，也就这样地反映在了他的谈吐中。

我之所以一开头没能看出这一点，原因就在于他此时的谈吐——恰恰由于当真出自贝戈特之口——乍一听不像是贝戈特的。

如此丰赡而精确的思想，在许多自诩贝戈特风格的专栏作家身上是见不到的；这种不同，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在谈话中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一点，那况味有点像戴着墨镜看东西——印证了一个事实，就是只要读上一页贝戈特的文章，就会发现那些平庸的模仿者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尽管他们在报上、在书中为自己的文章点缀了那么多贝戈特式的意象和观点。

文风上的这种差异，根源在于贝戈特美文首先是某种珍贵而真实的东西，它本来藏匿在每个对象的深处，这位才气纵横的大作家把它们开掘了出来。

大师的目标，是向深处开掘，而不是做得像贝戈特。

但既然他是贝戈特，那么无论他怎么做，他都是贝戈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中每一点具有新意的美，就是蕴藏在某个对象中而由他开掘出来的那一点贝戈特。

虽然每一点美都与其他的美有共通之处，从而是可以辨认的，但它正如这一特定的开掘过程一样，有其特殊性；它新颖，因而不同于人们所说的贝戈特风格，那其实只是贝戈特本人已然开掘出来并见诸文字的点点滴滴的贝戈特浮泛的综合体，资质平平的读者是无法据此预料他还会有什么发现的。

但凡大作家，他们笔下的文句之美都是不可预料的，这就好比一个美人到底有多美，在见面之前是无法预料的；作家的身心沉潜于外界对象——而非本人——之中，而后才表达出这种美，因而美是创造。

换了今天的作者来写《回忆录》，倘若他想暗下模仿圣西门，他自然能够写出描绘维拉尔[114]肖像的第一行文字：“他个头高高的，棕色头发……脸上的神情活泼、开朗而友好。”

但何以见得他一定也能找到以“骨子里有点痴头怪脑”

开头的第二行呢？真正意义上的文体的多样性，寓于大量真实而意想不到的要素之中，寓于从春意闹猛的树篱冷不丁蹿将出来的缀满蓝花的枝条之上，而对文体的多样性（推而广之，对文体的其他特性亦然）纯粹形式上的模仿，必然空洞无物而又千篇一律，因而是与多样性背道而驰的，只有看不出大师作品妙处的人，才会以为这种模仿就是文体的变化，佩服得不得了。

于是——正如语调的情况一样，倘若贝戈特仅仅是做出一副所谓贝戈特的模样，而不是边思索边斟酌措辞，让听者觉得一下子难以适应，那么他的语调大概也会很让人着迷——由于他尽力使自己的所思所感准确地贴合他所感兴趣的现实，他的语言就自有一种讲究实际、质胜于文的意味，让那些企盼他只说些“现象的永恒湍流”

“美的神秘战栗”

之类清词丽句的读者感到失望了。

文字上这种不同凡响、富有新意的特点，在谈吐中的表现就是不顾众所周知的常识，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切入问题，看上去就像是在钻牛角尖，在步入歧途，在让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整个思维状态往往也就显得很混乱——须知我们每个人都是只把混乱程度与自己思维相当的混乱思维称作清晰思维的。

再说，充满新意有个先决条件，即摒弃我们所习惯而且以为那就是现实世界的老一套的东西；富有新意的谈吐正如富于独创性的绘画、音乐作品，往往会显得晦涩而难懂。

新意之新，就在于我们所不习惯的那些意象，说话者似乎总是在说些隐喻，让人听得很厌烦，而且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实际上，旧时的语言，当听者还没认识它所描绘的世界之时，也曾是一些难以捉摸的意象。

但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这是真实世界了，相信它了。

）所以当贝戈特说戈达尔是个——这个比喻在今天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随时保持平衡的浮沉子[115]，而布里肖“在发式上花的工夫比斯万夫人还多，因为他有形象和声誉的双重考虑，发式必须看上去既像雄狮，又像哲学家”

，听的人听着这样的语言，很快就会感到累，只想能听些所谓更实在，其实也就是听起来比较习惯的东西。

从我眼前这面罩下面发出的令人费解的话音，毫无疑问就出自我仰慕的这位作家之口，但我无法像做拼图游戏那样，把它们镶嵌到他的作品中去；两者处于不同的层面，必须通过一种转换，才有可能在某一天，当我回想起听贝戈特说过的这些话时，骤然领悟到它们的基调是与其文体一致的，从而在原以为跟他的文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式中，不仅认出而且说出与文体相通的那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