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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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跟我们所爱的人不相干的意念，会因此而占据一片地盘，它起初尽管很小，却是从原先占据整个心灵的爱情那里夺过来的。

我们应当设法给这些意念补充养分，让它们不断壮大，这些被引进精神世界的生力军，会趁那种情感退化成回忆的当口，跟它展开争夺战，从它那儿夺得愈来愈多的地盘，直至最终占据整个心灵。

我意识到，这是扼杀爱情的唯一办法，我还年轻，还有足够的勇气去这么做，去承受最难忍的痛苦，因为我坚信，尽管要花时间，但我一定会成功。

现在我给吉尔贝特的信里，闪烁其词地把我不肯见她的理由归结为我俩之间某个神秘的误会，我一心指望吉尔贝特来问我，这个完全莫须有的误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求我做出解释。

但事实上，即使在极其一般的交往中，当收信人知道信上某句隐晦的、骗人的、指责的话，是对方有意试探他，他也就会乐不可支地庆幸自己握有——牢牢地握有了——操纵整个局面的主动权；此时他是绝不会要求做出解释的。

当双方关系非常亲密时，情况更是这样了，纵使爱的一方滔滔不绝，不爱的一方依然冷若冰霜。

吉尔贝特对这个误会既不质疑，也不好奇，这样一来，我倒反而弄得像真有这么回事似的，每封信里都要提到这个误会。

这种虚幻的处境和矫饰的冷淡，却自有一种魔力使你无法从中自拔。

我每每写到“自从我们的心分开以后”

，心里就盼吉尔贝特回信说：“可它们并没分开呀，我们谈谈吧。”

到头来我自己都相信它们当真是分开了。

我一次次地说：“我们的生活可以改变，但我俩的感情是无法抹去的。”

就指望最后能听到她说：“没什么好改变的呀，我俩的感情不是比以前更深了吗？”

重复多了，我自己都相信生活确实是改变了，而我们将在回忆中保留那已经不存在的感情，这就像一个神经质的人装病，装到后来真的成了病人。

如今我每次要给吉尔贝特写信，都得提到这一想象出来的改变，而她既然在回信中对此只字不提，那就等于是默认，这一改变从此也就存在于我俩之间了。

后来吉尔贝特不再保持沉默了。

她也采纳了我的观点。

我每次都对吉尔贝特这么写：“生活可以把我们分开，但对相聚时光的回忆永远埋在我们心间。”

她的回答总是：“生活可以把我们分开，但它无法让我们忘怀那段对我们弥足珍贵的美好时光。”

就好比在招待国宴上，来访国国家元首的答谢词总是跟东道国国家元首的致辞大致相仿的。

（其实，我俩谁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生活究竟为什么把我们分开了。

）我的心不再那么揪紧了。

有一天，我在信上告诉她，听说香榭丽舍那个卖麦芽糖的老妇人死了，我写道：“我想您也会感到难受的，它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

写到这儿，我不禁泪如雨下，因为我发现我说到爱情用的是过去时，仿佛是在说一个几乎被人忘记了的死者似的，其实尽管我不很情愿这么想，但我始终觉得这爱情还活着，至少是还会复活的。

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已经不愿再相见的朋友之间的通信更温情脉脉呢。

吉尔贝特的信既客气又得体，就像我写给那些不熟悉的朋友的信一样，而对我来说，能看到她写来的这些客套话，心里已经是甜滋滋的了。

不过，每次拒不见她，在我渐渐变得不那么难受了。

而由于她对我来说不如以前那么珍贵，带着痛楚的回忆在不停地重现中失却了威力，不足以摧毁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我心中日渐增强的魅力了。

每逢这种时候，我就后悔当初放弃进入外交界的机会，为了不离开一个我以后不会再见到，而且几乎已经忘记了的姑娘，而选择一种定居的生活。

我们为了某个人构建自己的生活模式，当最后终于可以接待她的时候，她却不来了，接着她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只剩我们自己，被囚于这种为她而设的生活之中。

如果说我父母觉得威尼斯对我来说太远也太热，那么去巴尔贝克全无旅途劳顿之虞，总该说是很方便了吧。

可是这样一来，势必就得离开巴黎，不能去拜访斯万夫人了，虽说这种拜访已经很难得，但我毕竟还能时不时听到斯万夫人说起她的女儿。

我渐渐从这样的拜访中感到了某些与吉尔贝特无关的乐趣。

春天临近，天气回寒，在冷冽的冰圣徒节和骤雨夹雪的圣周，斯万夫人因为怕冷，常常在家里裹着裘皮接待客人，她的双手和肩膀缩在长方形的硕大手笼和洁白发亮的披肩里面，手笼和披肩都是貂皮的，她从外面回来没将它们除下，看上去就像比屋外的白雪更耐久的最后两撮冬雪，炉火的烘烤和季节的转换都没能让它们消融。

这凛冽寒冷而又鲜花绽放的几个星期的全部真谛，就是在这个此后我不曾再去的客厅里，由一些更令人陶醉的白色，例如绣球花，向我揭示的，这些花儿簇聚在高高的、**的茎秆上，宛如拉斐尔前派画作中线条分明的灌木丛，球形的骨朵分而有合，像报信天使那般洁白无瑕，散发出柠檬的清香。

当松镇的这位女主人，知道到了四月，即使天气寒冷，也总会有鲜花开放，她知道冬季、春季和夏季并不如城里人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那些城里人直到初夏来临，还以为这世界就只是些光秃秃的房屋兀立在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