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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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韦尔迪兰夫人，我才没去做一件天大的傻事，”

韦尔迪兰夫人走开后，布里肖对我说，“她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正如我们的朋友戈达尔所说，她是个勇于介入朋友个人事务的女人。

我得说，想到可怜的男爵还蒙在鼓里，我心里难过得很。

他完全被那个小伙子迷住了。

要是韦尔迪兰夫人成功了，那小伙子活该倒霉。

不过，她未必一定能成功。

我担心她只会挑起他俩彼此不和，到头来，两人非但不会分手，反而会一起跟她闹翻。”

这样的事情，在韦尔迪兰夫人和她的信徒之间经常发生。

但有一点很明显，对她而言，维护自己和信徒间友谊的需要，越来越让位于另一种需要，那就是不能让信徒之间的友谊占了上风。

她并不讨厌同性恋，只要它不涉及正统观念。

而一旦涉及正统观念，她就像教会一样，宁可牺牲一切，也绝不在正统性上做半点让步。

我开始担心，韦尔迪兰夫人要是知道我不许阿尔贝蒂娜白天上那儿去，她会不会生我的气，我生怕她会像让她丈夫去挑拨小提琴家和夏尔吕的关系一样，准备——倘若还没着手——来挑拨阿尔贝蒂娜和我的关系。

“去吧，去支开夏尔吕，随便找个借口就行，没时间了。”

韦尔迪兰夫人说，“记住，我派人来找您以前，千万不能让他回来。

哦!这个晚上可真够糟的!”

韦尔迪兰夫人的这句话，透露了她满腔怨气的真正原因。

“居然给一批蠢货演奏这种了不起的作品!我可不是说那不勒斯王后，她很聪明，是个可爱的女人（这应该读作：她对我很客气）。

我是说其他那些人!哦!真叫你没法不生气。

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不是二十岁的小姑娘了。

我年轻的那会儿，大人对我说，遇到无聊的事情要学会忍耐，我就强迫自己忍住，可现在，哦，不!这已经由不得我了，到了我这年纪，我该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人生苦短，整天耐着性子跟这些傻瓜打交道，还要假惺惺地装出觉得她们挺聪明的样子，哦，不!我做不到。

去吧，快去，布里肖，不能再耽搁了。”

“我这就去，夫人，我这就去。”

布里肖看德都尔将军终于走了，就应声道。

不过在这以前，这位教授把我拉到边上说过几句话。

“道德责任是否绝对必要，”

他对我说，“问题并不像伦理学书本上写的那么清晰明了。

通神学[171]的咖啡馆也好，康德哲学风靡的啤酒吧也好，都赞成道德责任绝对必要，但可悲的是，我们并不明白善的本质是什么。

不怕您见笑，我在大学里相当认真地给学生讲过这个名叫艾玛纽埃尔·康德的人的哲学，对于摆在我面前的这一社会学范畴的案例，我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看不到任何确切的论述，在这本书里，这个大名鼎鼎的不穿教士服的新教教士[172]，以日耳曼人的方式，给一个感情色彩和宫廷气息都很浓的古老的德国，改写了柏拉图的哲学，为的就是宣扬某种波美拉尼亚式的神秘主义[173]。

它其实还是《会饮篇》，只不过这次是在哥尼斯堡[174]，按当地的风格来讲述，讲了泡菜却不讲小白脸，干干净净，却叫人难以消化[175]。

就我而言，显然我得遵循传统道德的正统观念，不能拒绝我们杰出的女主人要我略尽绵薄之力的请求。

是的，我们是得避免偏听轻信、上当受骗——有不少事情，我们一不当心就会说出些蠢话来。

但是说到底，我们必须承认，要是让那些做母亲的来推选，男爵只怕是要落选，当不成德育教授的。

令人遗憾的是，他好为人师，却难脱放浪本性。

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说男爵的坏话；这个在餐桌上切烤肉的姿势那么优雅的温柔男子，虽然说起糙话来口角生风，心地却是特别善良。

他能像出色的小丑那样逗人开心，而我跟一位同事，不瞒您说人家还是学院院士呢，可我跟这位同事待在一起简直腻烦透了，到了色诺芬嘴里，他准会说我是每小时花一百个德拉克马在买无聊[176]。

不过，我担心男爵花在莫雷尔身上的心思有点太过，超出了道德健康的标准，尽管我不知道年轻的苦修士对这些指定的苦修项目有何反应，听话或叛逆的程度究竟如何，但无须成为出色的教士，我们就可以断言，倘若我们对于这种蔷薇十字会[177]（它似乎是佩特洛尼乌斯[178]经由圣西门留给我们的东西）视若无睹，听任它妖魔化，那么我们就会犯下所谓的宽容之罪。

韦尔迪兰夫人要我去稳住男爵，因为她出于对这个道德败坏的罪人的好意，想要试一试她的新疗法，待会儿她会直言不讳地把事情的原委告诉蒙在鼓里的小伙子，可这样一来，她就会夺走他的全部所爱，说不定还会给他致命的一击；我没法说我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我觉得我是在把男爵引进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事先设好的圈套，我是在对一种卑怯的行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