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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鹰堡的传说与福丁布拉斯效应（第2页）

）自居，并以此为由向修道院索取酬金。

拉德波特之子，被后人称为“虔诚者”

的维尔纳（Werner，1025—1096），忐忑不安地关注着在克吕尼和伊尔松两地的大修道院中兴起的改革风潮，新风俗号召修士们绝对服从教皇，长时间连续祷告并远离世俗生活。

据说穆里的修士们自由散漫的做派令维尔纳大失所望，为了整肃风气，他将黑森林中恪守教规的修士引入穆里的修道院。

然而，维尔纳的一片苦心却只换来了事与愿违的结局。

教会改革运动[1]表面上是为了规范修士的道德品行，其深层目的却是强化上层神职人员对教会权力的控制，进而清除世俗势力对修道院事务的渗透与干涉。

显然，这些诉求与维尔纳的核心利益南辕北辙，他无奈地意识到这座倾注了整个家族几代心血的修道院正在与自己渐行渐远。

11世纪80年代中叶，维尔纳以自己的舅舅（或者舅爷），60年前的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维尔纳的名义，伪造了一份假宪章。

假宪章授予它所谓的作者——维尔纳大主教以建造修道院并在家族中指派人员担任院长职位的永久权利。

这份假宪章先是被呈送阿尔高领主大会并被记录在案，随后又在罗马获得了枢机主教团的批准。

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维尔纳豢养的僧侣甚至捏造了一份讣告单，上面煞有介事地列出了需要举行弥撒圣祭的逝者姓名。

讣告上，红衣主教维尔纳的大名赫然在列，而真正的修道院创始人伊塔的名字却不知所终。

就这样，大主教堂而皇之地取代伊塔摇身一变成了修道院的创始人，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假宪章中罗列的各种子虚乌有的特权。

1114年，假宪章的条款甚至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批准。

不仅如此，皇帝还增立了新条款，禁止修道院保护者凭借职权牟取私利，并且不得干涉修道院的日常事务。

自此以后，维尔纳的后代逐渐被剥夺了对修道院的控制权。

为了防止沮丧的保护者监守自盗，修士们对修道院名下的田产和珍贵圣物逐一登记造册。

他们甚至还拼凑出一份早期的穆里地方志，将哈布斯堡家族描述为一伙无恶不作的土匪强盗，为了救赎自己罪恶的灵魂才不得不捐赠土地建造了这座修道院。

尽管修士们口中关于穆里历史的描述略有捕风捉影之嫌，然而他们的叙述却在客观上印证了早期哈布斯堡家族作为强盗集团的本来面目，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述，“他们横行乡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

封建领主大量兴建修道院作为私人祷告场所，在一场接一场的弥撒圣祭中，期盼自己罪恶的灵魂得以早日穿越炼狱，升入天国。

他们还修建城堡以确保自己在俗世的安全。

在过去，军事要塞大多使用土木结构，自11世纪开始，堡垒开始广泛采用木石结构。

城堡最初的用途是抵御外敌，加强统治，威慑四周的领地与子民。

同时，高耸的城堡也象征着封建领主们日益膨胀的割据力量。

位于瑞士境内的阿尔高州是中世纪欧洲城堡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据一位19世纪末的文物工作者统计，仅在1400平方千米（550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就分布着大大小小70余座石堡，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之前。

阿尔高地区水草丰美的牧场和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都是邻国们觊觎垂涎的目标，是城堡为这一切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传说中，拉德波特外出狩猎时遗失了心爱的雄鹰。

在寻找猎鹰途中，他在阿勒河（Aareriver）畔无意中发现了一片突起的岩层，这里位于领地边缘，看上去正是一处修建城堡的理想之地。

于是拉德波特在此建起了一座城堡，取名为哈比希特堡（Habichtsburg），或称鹰堡（在古高地德语中，鹰的发音是哈比希特或哈布）。

从此，作为简称的哈布斯堡就成了城堡的名字，并在拉德波特的子孙中世代传承下来。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拉德波特的猎鹰和哈布斯堡起源的传说，依然在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的民众中经久不衰，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