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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第2页）

现代“国家”

概念的应用，应当归功于“政治学之父”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achiavell）。

他是从思想上把国家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第一人。

按照他的理解，“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

[20]他不仅从独立强盛、权力机制和法律秩序三方面对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作了精辟的概括，而且对“国家”

这个词本身进行人文主义的诠释，使之具备了现代政治学上的含义，于是观念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得以诞生。

民族国家，由于把民族和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新君主制作为自己的两个支点，就与传统的中世纪国家区别开来。

一方面，民族认同构成民族国家存在的精神支柱。

现代民族是民族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若没有现代民族，民族国家就不会产生，“民族是灵魂，是精神原则。

实际上仅有两样东西构成这种灵魂，一是过去，二是现在。”

[21]另一方面，新君主制构成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保障。

由于新君主制是中央集权性质的绝对君主制（AbsoluteMonarchy），现代早期的民族国家就是以专制君主为化身、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主权国家。

在基督教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中世纪，教会坚持认为教权与君权是上帝赋予教皇的两把剑，君权不但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而且应当隶属于教权的管辖，受基督教世界领袖教皇的支配。

在教权主义的“双剑说”

（doeoftheTwoSwords）和教俗二元政治（dualpolitics）的共同作用下，中世纪的欧洲根本不存在王权强化或权力集中的可能性。

但是，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高涨，世俗君主与市民阶级在反对封建领主和反对教会统治的斗争中日益走向联合，这不仅加速了基督教世界体系的瓦解，也促进了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

由此产生的民族国家，就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相互平等的民族君主制国家[22]，这就决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属性，或显著特征：

其一，民族国家既是一个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客观载体，也是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组织者。

15世纪末，随着国内市场趋于统一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中央集权取代地方割据，君主专制（AbsoluteMonarchy）取代等级君主制（GradeMonarchy），在英国则表现为都铎王朝的统治。

从具体情形来看，都铎专制君主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施划一的行政与司法制度，取消内地关卡，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保护民族工商业，支持本国的商业贸易公司参与海外竞争，以及推行殖民扩张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都铎专制王权就不会有后来的英吉利民族国家。

除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统一外，民族主义也是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西欧诸民族在反对外来侵略或摆脱基督教普世主义、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精神观念民族主义的形成。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民族感情萌发于收复失地运动，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萌发于抵抗英国侵略的“百年战争”

（HundredYear’sWar，1337—1453）。

在16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英国人所体现出来的利己主义的排他性，与其民族主义的自省性一起，共同促使他们去追逐伊比利亚式的殖民主义，在探险、发现、掠夺和建立殖民地方面，奋力追赶葡萄牙和西班牙，从而推动其海外殖民扩张事业的发展。

如此一来，英帝国在海外探险与逐利的殖民竞争中，就与英国民族国家利益取得了一致。

其二，民族国家不仅具有利己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同时还具有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特征。

在打碎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体系后，少数几个民族国家在与他国的竞争中先行一步，独立自主地“关起门来”

，积蓄各自的力量。

由于竞争的关系，通常情况下，民族国家间无意于维持、也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和平；如果存在着和平的话，那至多是停战，也即一种长期战争间隙的短暂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