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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第3页）

说到底，“民族国家寻求的是增强其自己的力量、财富和繁荣”

[23]，而不是国际间的平衡发展。

这就是所谓“民族国家理性自私”

或竞争残酷性的典型表现。

不管是封闭性还是排他性，民族国家都是利己主义的，而不是利他主义的。

尤其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新兴民族国家“关起门来”

谋发展，很快打破了原先落后状态下的平衡。

由于思想感情、语言文化、民族心理、领土边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它们的利益鸿沟会越来越大，不平衡将成为常态。

西欧诸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外则参与竞争和分享海外的实际利益。

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竞争，主要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无关乎文明模式或意识形态的差异。

其三，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民族国家必须面对权利平等和竞争博弈的矛盾。

这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

在基督教世界大一统体系下，欧洲各地维持着“上帝的和平”

（PeaceofGod），政治矛盾主要体现为教俗二元权力间的对立。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基督教世界政治架构的瓦解，主权国家“关起门来”

发展，导致了这些新兴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此时，旧国际秩序走向解体，可新秩序远未确立，缺少对国家间共存与共享原则的确认，欧洲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竞争无序的状态。

那些先行强大的民族国家，坚持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而紧随其后的民族国家，则要求自己的平等发展权，实际上这就是对外扩张中的权力平衡，因而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虽然权力可以被解释为平衡的力量或能力，但权力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素，“权力平衡的原则，尽管是以暂时的共同利益为依归的，绝不会产生一种稳固的平等关系。”

[24]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国家“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

[25]。

在理论上，民族国家本身应当遵循如下一些基本原则，诸如最高主权独立、对外自由平等、对内自决自治等，但在实践上，民族国家形成初期，以专制王权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在追求民族或国家利益时，往往尽力培育区别于他国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特性[26]，从而与上述诸原则发生冲突。

在激烈的海外商业与殖民竞争中，欧洲的国际关系依靠博弈来维持暂时的平衡。

由于这种平衡的维持是以军事力量为转移的，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因而彼此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英国著名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曾作出经典性评论，那就是“维持稳定的和平的最佳途径是准备战争。

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有害的保障”

[27]。

故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殖民主义者以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和冲突，代替了中世纪维持的上帝的和平，使大国争霸的局面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常态。

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殖民扩张手段或途径，获得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优势或支配地位，尽可能地扩张版图，最大限度地攫取海外资源，贪婪地占有或剥夺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虽然直到15世纪末，英国人才开始投身于海外的探险与贸易等扩张活动，比葡萄牙人至少晚了半个世纪，但是到16世纪后半期，英国民族国家已经走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日益具备了参与大国争霸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