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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商主义者的商业扩张殖民论（第1页）

四、重商主义者的“商业扩张”

殖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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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英国殖民思想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资本原始积累发展的趋势相一致，除了受到托马斯·莫尔、理查德·哈克卢伊特、弗朗西斯·培根等一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之外，还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中重商主义就是它早期的表现形态之一。

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萌发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商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策源地。

十四、五世纪，封建主义在英国已经走到尽头，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开启。

而在政治层面上，此时正值中央集权形成的阶段，代表英国民族国家利益的都铎新君主制，对内确立起专制王权的支配地位，在对外交往中则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追求国家的主权独立，排斥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汉萨同盟等一切外来势力在英国享有的特权。

这一阶段上，重商主义在英国成为基本国策，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起始阶段，重商主义作为商业资本的思想体系，试图批驳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公平价格”

（fairprice）理论，即：同一种商品对各个阶级按不同价格出售是公平的。

重商主义否定这种以阶级特权为基础的经济伦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合理的解释，由此也就为海外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它代表着商业资本的利益，尤其代表着同海外贸易和殖民运动相联系的商业资本的利益。

在英国重商主义者看来，商业、贸易和殖民从一开始就是事关国家经济与政治利益的根本问题，因此每一代都铎君主都把对外贸易、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张视为增强国力和维持统治的有效途径。

虽然这个时期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一个强盛的英国的未来在海洋[87]，但是由于个人力量不足，他们就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所说的那样，“把全体人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

[88]，凭借象征专制权力的“利维坦”

（Leviathan）的力量，去对抗北欧商人汉萨同盟在英国的贸易特权，去反对伊比利亚人在海外探险和殖民贸易中独享的世界霸权，以争取自己的海洋利益。

海权在现代国际关系和早期殖民扩张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海权就赢得了国家的发展权。

主要由私人经营的内外贸易，既可以增加国内物质财富的积累，又可以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目标，还有助于争夺海权。

海外贸易是获得和衡量海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处理欧洲国际关系时，贸易自然就成为不可轻视的因素。

在对外交往中，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外商业贸易，并把它视为国家间竞争和左右国际政治的强有力武器。

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政府可以动用国家的力量，如征收关税、控制关税水平、实行贸易禁运等[89]，来达到维护本国经济政治利益的目的。

就英国的情形来看，在皇家特许贸易公司创建的过程中，政府和私人公司存在着天然联系，王室掌握着颁发特许状的权力，私人贸易公司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求助于政府，借助皇家特许状，在特定区域内行使商业、贸易、发现和殖民方面的垄断权，王室也由此而攫取可观的经济利益。

事实上，不论何种组织形式的贸易公司，都是国家特权与私人经济利益的集合，也就是王室政府和商人之间的利益交换。

对于利益攸关方来说，都因有利可图而走到一起。

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经济活动的。

货币即财富，尽可能地多积累金银货币，这是他们的基本信念。

他们认为，金银货币是物质财富的基本形态或唯一形态，一国的贫富程度，取决于该国保持的金银多寡，对外贸易是财富增加与积累的手段。

为了巩固民族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民富国强，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禁止或减少金银的输出，增加金银的输入，一方面通过对外贸易实现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建立殖民制度，禁止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根据积累货币或金银的方法不同，英国的重商主义区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以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Stafford）为代表，他针对新大陆发现以来大量贵金属流入欧洲，导致物价暴涨，“劣币驱逐良币”

，金银货币外流的现象，提出了关于贮藏货币的重商理论，主要包括两点内容：其一，由于含金量不足货币出现的原因是足值货币被国王赶到国外，反对劣币和提高法定货币成色是保持国内足值货币的重要手段；其二，进口外国商品非常有害，尤其进口本国能够制造的商品更是如此，这是导致货币外流的主要原因。

在《对本国同胞若干不平意见之批判的论述》[90]一文中，斯塔福德坚持认为，一切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销售都会使货币增加；为了大量积累货币财富，就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货币的运动。

在经济贸易活动中，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绝对地多卖少买，禁止货币输出，增加商品输出，以增加金银的积累，故而被称为“重金主义”

（bullionism）或“货币平衡论”

（balanoney）。

托马斯·孟（ThomasMun）是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出生于伦敦的商人世家，他的祖父约翰·孟（JohnMun）是皇家铸币局局长，父亲与祖父同名，为伦敦的棉制品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