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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商主义者的商业扩张殖民论（第2页）

孟本人因参与地中海贸易赢得了金钱和声誉，并定居于伦敦。

1615年，他当选为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Indiapany）的董事。

由于早期重商主义者攻击东印度公司在对外贸易中大量输出货币，1621年他出版《论英国对东印度的贸易》一书，极力替东印度公司的行为作辩护。

该书以后不断改写，1664年发表时取名为《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TreasurebyFheBalanceheRuleofOurTreasure），简称《贸易论》。

它还有个副标题，称“对外贸易平衡是我们财富增加的法则”

。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它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注意，也获得了后人的好评。

“现代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AnInquiryiureaheWealthofNations）中称它是一切商业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马克思更称其为“重商主义的福音书”

。

关于货币在对外贸易中的意义，孟的理解比早期重商主义者更为深刻。

他深感早期重商主义为“重金主义”

所束缚，因而希望突破“多卖少买”

和禁止金银出口的外贸原则。

他认为，货币是商品的价格，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形态；购买商品是货币的正当用途，货币的增加，即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货币会产生贸易，贸易能增多货币；国内贸易只是对外贸易的辅助手段，外贸本身并不能使国家致富或贫穷；一国因购买他国的商品而受到削弱，反而加强了其竞争对手的力量，外贸却可以使人们从少买多卖的交易中获利，并使国家走向富强。

根据孟的理解，外贸是使国家致富的正当途径，因而他反对“货币平衡论”

，倡导“贸易平衡论”

（balarade），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民族国家的为多。”

[91]他进一步指出，重要的不在于把货币保存或储藏起来，而在于把它们投入到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中，只要英国贸易的出口总额超过进口总额，取得有形的贸易平衡，就可以带来更多的货币。

在《贸易论》这个小册子中，孟结合英国对东印度的贸易，并以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荷兰、比利时等地的外贸活动为参照，详细探讨了贸易平衡论的若干问题。

他主张英国应当取消货币输出的禁令，争取在对外贸易中的出超，增加商品的输出，减少对外国货物的消费，以外贸顺差的方式，实现财富收入的增加，从而使国家臻于繁荣。

在书中第四章“输出我们的货币借以换得商品是增加我们财富的一种手段”

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除了通过对外贸易以外，我们就没有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获得现金，这是任何一个有判别力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92]其实，在推行重商主义的手段上，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大，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前者主张把征收关税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辅之以其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即以国家暴力的办法增加金银货币；后者则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推行皇家特许状式的许可证制度，把海外探险、商业贸易和建立殖民地的垄断权授予商人、冒险家，大力推进英国的海外扩张。

在商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的重商主义者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占有货币和增加财富的主要手段，他们对于发展海外贸易、扩张殖民势力和巩固统一民族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

他们认为，贸易是财富的源泉，要积累货币、增加财富，就必须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要扩大对外贸易，就必须借助于统一国家的强大力量，争取在海外竞争中的主动地位；要在对外贸易中击败竞争对手，就必须打破外国势力独占的殖民地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并把英国建成一个独立自主、具有竞争实力的主权国家。

作为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主导性经济政策，重商主义本身包含了旨在获得国内政治统一和巩固国家权力的一些经济措施。

在这里，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被置于首要地位，这是国家强盛的政治基础；货币的、保护贸易的以及其他的经济措施，仅仅被看成是达到这种政治目的的手段。

所以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采取暴力或国家干涉的方式，也成为重商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93]因而，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是民族国家形成阶段各国政府所推行的经济干涉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倚重强权，促进民族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固然，重商主义常常被人们理解为一种经济的原则或政策，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的手段或措施。

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干涉经济事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制造业和扩大贸易额，而且是为了使更多的财富流入国王的财库，使国王有能力建造舰队，装备军队，让全世界敬畏他的政府。

因为重商主义和君主们为了增强自己权力的野心以及加强他们统治下的国家力量的野心关系密切，它有时又被称作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

[94]

当然，托马斯·孟的经济思想与早期重商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双方的共性远大于分歧。

在这两种不同的平衡论之间，其共同点显而易见。

一方面，在对财富性质的认识上，他们都将货币和财富两样东西混为一谈[95]，认为货币财富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因而坚持应当尽可能地多积累货币或贵金属；另一方面，在对发展贸易的态度上，他们都认为对外贸易是致富的源泉，并主张在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同时，还应当重视航运业和转运贸易，尤其重视发展远离英国的殖民地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