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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海军力量的快速发展（第2页）

布里斯托尔市长、行政司法官和一些头面人物，都把他们的贫困归因于船舶和货物的消失。

1486年，当亨利七世巡视布里斯托尔时，就有一个演员假托传说中的该城建造者布雷纳斯（Brennus）国王，用拙劣的诗句来攻击衰落的呢绒业和航运业。

但是，都铎专制制度的建立给英国民族国家带来了希望。

亨利七世开始发展海上力量，除了从前朝理查三世（RichardⅢ）手中继承下来的三艘战船外，亨利七世又增添了八艘战船，这些舰船构成了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基础。

为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为都铎英国制定了以重商主义为原则的富国强兵之策：一方面，他恢复长期弃而不用的14世纪的《航海法》，打击在英国享有特权的外国势力，促进本国的海外贸易活动。

另一方面，他首开王室给大船建造者发放补助金之先例，并在朴茨茅斯建立船舶修造厂。

该厂拥有英国的第一个干船坞（drydock），可以用于建设、维护和修理船舶。

此时，英国已经建造了第一流的宽身帆船（carracks），在“摄政王”

号（Regent）和“君主”

号（Sn）军舰上配备了141门和225门火炮。

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英国在发展造船业的前提下，提高了皇家舰队的实力。

大航海时代来临时，欧洲国家在海战中使用单层甲板大帆船（galley）及附属小船（cog），而不是“大船”

（greatship）和“军舰”

（）。

如果发生较大规模的海战，那也仅仅是在海上进行的陆战，单层甲板大帆船只装有极少的火炮，却承载众多的步兵，双方交战时，就是在甲板上相互厮杀：“战船进攻时齐头并进，设法占据上风位置，在近距离以火炮开火，然后登船。

如果不能占据上风，就开炮来制造烟幕，以便重新取得上风之利。

两船一旦靠在一起，战斗就纯属陆战性质。”

在这种海战背景下，战船本身只能寻找优势的进攻位置，从船头和正前方攻击敌人，“差不多全部指挥官都是陆军，船上士兵对水兵的比例是二比一。

信号也和战术同样的简单，舰队司令可在发现敌情、举行会商、密集队形、发动进攻时发出信号，但战斗一经打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从此刻起，舰队司令对这场混战就再也无法控制了。”

[4]由于不是为了击沉敌船，他们往往使用烟雾战术，只是为了迷惑敌人，或寻机登上敌船展开肉搏。

又由于害怕在战争中受到攻击，或友船受到迷惑，这种舰船不得不组成“横列”

作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作战的机动性。

适宜于近海作战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与其说是海上战争机器，毋宁说是大型水上运兵车。

从古代到中世纪，单层甲板大帆船一次又一次地支配着海战的历史：“在整个中世纪时代，战争的进行是依靠商船的，政府认为必要时就征发商船来使用。

把商船改为战舰所需的手续，只是充实船上人员和军火的配备而已。”

[5]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单层甲板大帆船已经不适于远程越洋探险航行，到16世纪，航海技术正发生着变化，划桨动力让位于风帆动力，单层甲板大帆船让位于三桅圆形帆船（roundship）。

为了发展大西洋沿岸贸易，威尼斯人率先建造了这种载重量大、续航能力强、机动性能好的新式大帆船，它的横梁长度不短于船体长度的三分之一，经得住海上狂风巨浪的冲击，非常适宜于远洋探险航行。

同时，为了推进海外商业运输和地理发现事业，热那亚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曾向威尼斯人借鉴这种高效的帆船。

可见，对现代造船业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言，意大利人不但贡献了有智慧、有胆识的航海家，也贡献了先进的造船技术。

相比之下，大航海初期的英国人似乎对现代科学知识不敏感，在造船技术、航海思想和航海技能方面，也远远地落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后面。

有人认为，“亨利七世时代的海军在机动性上和舰船的武器装备上，无论在哪方面都更带有中世纪的特征。”

[6]这种评价基本客观。

英国海军因循守旧，仍将海战理解为海上的步兵战斗，因此，1489—1490年建造的“君主”

号上装载的600个士兵和水手中，只有40个枪手；快帆船“母羊”

号（Ewe）是亨利七世时期最小的战舰之一，也拥有170人的编制，其缘由也雷同。

1497年建造的两艘舰船“赛马”

号（Sweepstake）和“玛丽·幸运”

号（MaryFortune）上不仅配备了划手，而且装备了60束箭（每束箭一般为24支），充分体现了中世纪冷兵器主导的海战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