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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贸易自由（第1页）

二、实现贸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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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与英联邦》的作者哈塞（W.D.Husssey）认为：从1763年起，大不列颠帝国政策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扩展贸易，以及控制那些能够保护英国贸易的战略要地。

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在上述政策背后的动机，是英国对出口市场的需求，大不列颠正在日益成为工业国，她要求能出售自己产品的海外市场”

[28]。

哈塞的判断与分析，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尤其是突出强调了对外贸易与帝国政策之间的关系，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帝国扩张的动力与存在的价值。

但他把七年战争结束后的英国说成是正在日益工业化的国家，却未免让人迷惑不解。

撇开“1763年”

这个具体的年代，用上述话语来描述19世纪上半期的英帝国政策，又有谁能表示反对呢？事实上，倒可能更加恰如其分。

对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两个不同时代帝国政策在总体上的惊人相似，一方面说明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极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恐怕也说明了新旧英帝国在本质上的某种同一性。

如果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英国已经有强烈的扩张海外市场的需求，那么当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之际，贸易与市场对于英国而言，就更加是关系到民族生存与国家强盛的根本问题。

然而，将扩张对外贸易作为帝国政策的主旨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英国人看来，贸易与海外扩张及殖民地的建立，与英国航运业的繁荣与海军的强大，都是因果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

早在克伦威尔和复辟王朝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这一取向已清晰可见：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英国必须富裕，而获得财富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成功的海外商业，这就需要占有和利用殖民地；为了进行海外及殖民地的贸易，拥有一支巨大的商船队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强大的海军；而只有富裕的国家才能够维持和支撑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舰队。

看上去，这似乎成了一个互为因果、分不清目的与手段的怪圈，以至于到19世纪初，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殖民地的好处是什么？是养育了如此庞大的海军。

而拥有如此庞大的海军的好处是什么？是维持和征服殖民地。”

[29]

不管怎样，贸易与殖民地、商船与海军舰队，成为重商主义时代英国不可动摇的传统国策，并且还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广泛认同。

一个叫乔赛亚·柴尔德（SirJosiahChild）的爵士于1672年写的一封信为此作了充分的说明：“英格兰无可怀疑的利益就是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使我们富裕和安全；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将成为邻国的捕食品，而没有贸易，我们则既没有水手也没有舰队。”

[30]

这种重商主义国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英国与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等强国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上的激烈争夺，只能是英帝国用商业战争手段赢得的海运业优势及殖民地贸易的垄断。

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它给英帝国200多年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给决定帝国政策的政治家们留下一份可珍视的历史遗产。

这份历史遗产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上半期，仍然被视作不可动摇的信条。

固守这一传统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国国内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的尖锐分歧与论争就从未停止过。

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独树一帜地提出他的“自由贸易”

理论时，他也并不主张立即开放殖民地的贸易，而是认为应“适度地、逐渐地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很大自由为止”

[31]。

他还提出：“殖民地贸易应怎样逐渐公开；什么限制应首先撤除，什么限制应最后撤除；完全自由与正义的自然制度应怎样逐渐恢复，这些问题，留待未来政治家和立法者运用智慧去解决吧。”

[32]亚当·斯密这段预言般的文字，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在他之后，英国走向自由贸易道路的漫长与坎坷。

的确，小皮特（itt，TheYounger1759—1806）从1783年起担任英国首相，就曾公开宣布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学生，迪斯雷利则认为他是“自由贸易信条的第一个制定颁布者”

[33]。

但他在反法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面对来自权力利益（集团）的反对，只是设法对当时通行的关税水平进行了适度削减”

[34]。

而在19世纪20年代积极推行关税改革、力图为英国的对外贸易开辟出一条坦途的赫斯基森，虽然废止和取消了许多旧关税体制下的贸易限制，从而使英国在通向自由贸易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他对殖民地贸易的开放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而他对殖民地传统贸易利益的维护则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

英国真正实现自由贸易是在40—50年代，尤以1846年对《谷物法》的废除为重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