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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达勒姆报告与加拿大责任制政府的建立（第1页）

二、“达勒姆报告”

与加拿大责任制政府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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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克菲尔德等人不遗余力地推进殖民政策改革的同时，“曼彻斯特学派”

开始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在涉及帝国与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与殖民地改革者集团十分相似。

例如，他们同样抨击重商主义与“旧殖民制度”

，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他们也同样倡导责任制政府，给殖民地人以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殖民地自由、国家自由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

[32]。

然而，殖民地改革者在对待帝国的根本态度上与曼彻斯特学派划清了界限：曼彻斯特学派认为英国占有殖民地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肯定有害；而殖民地改革者则认为，帝国的生存对于大不列颠未来的福祉至关重要，殖民地自由和自治政府与帝国的存在并不矛盾。

1838年，莫尔思沃斯在议会下院呼吁对殖民地政府进行改革：

不是希望与我们的殖民地分离，或者是阻止新殖民地的建立，相反，我们要的是：区分出好的与坏的，去掉坏的，但保留好的；不是“解放你们的殖民地”

，而是扩大它们，改进它们——即改革殖民地的政府制度。

[33]

殖民地改革家们关于改革殖民地政府制度的主张，通过著名的《达勒姆报告》在19世纪英帝国史上留下了自己精彩的一页。

《达勒姆报告》本是针对加拿大殖民地政治体制的弊端而向自由党政府提出的建议，但它却引领着英帝国内移民殖民地政府从代议制向责任制转变，最终走向自治领的历史进程。

许多历史学家因此将“达勒姆报告”

称为英联邦的“自由大宪章”

[34]。

英属北美殖民地除了地理上的毗连以外，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加拿大历史学家格莱兹布鲁克（Glazebrook）曾这样描述加拿大当时呈现的尖锐民族矛盾，“它所发生的种种问题能使一个最聪明的政治家伤透脑筋”

，其中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之间的民族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殖民地和英国政府：“两种人之间存在着隔阂，他们的希望和幻想各自不同，经常冲突。

……他们经常带着不同程度的感情与逻辑去估量与英国的关系的利弊，但始终没有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分歧倒不是在英国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而是在加拿大人与加拿大人之间。”

[35]

1791年由小皮特政府颁布的《加拿大宪法法案》，既是一个加强对帝国北美属地控制的法案，也是一个试图协调魁北克省英裔居民和法裔居民之间矛盾的妥协性法案。

它规定各省建立代议制政府和自耕农土地占有制度，满足了英裔居民的要求，但同时允许法裔居民占多数的省保留庄园制度。

它重申了天主教会的权利，但同时鼓励传播英国的国教。

它将魁北克分为英裔居民为主的上加拿大和法裔居民为主的下加拿大，使法裔居民有了当选为议员的可能，但同时对殖民地民选议会的权力作了限制，使殖民地的实权掌握在总督和由国王直接指定的两个委员会手中。

它还规定各省可以自行决定采用何种法律制度；这样，就使英裔居民和法裔居民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后来的历史证明，1791年的宪法法案确实起到了它的设计者所预期的作用，英属北美各殖民地（上加拿大、下加拿大、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爱德华王子岛）在新的体制下逐步发展起来，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以及不同政治历史传统产生的差异与争端，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与化解。

七年战争之后才归属英帝国的法裔加拿大人，曾经以一种既不反抗也不拥护的冷漠态度接受了英国的统治；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同样保持着冷漠与中立。

拿破仑时期，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反法战争中，他们并不对法国同胞及法国革命表示同情与支持。

而到了1812—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时，他们的立场已有了根本变化。

法裔加拿大人把美国“看作是对他的国家的侵略，对站在美国一边的法国革命的同盟者毫无同胞之情，更不愿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