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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的商业利益（第1页）

一、帝国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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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几百年海外扩张的历史上，19世纪无疑是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英国政治家和民众的帝国情感与意识最为强烈的时期。

英国人对帝国的骄傲与自信，首先来自反法战争的胜利。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饱尝外交孤立的滋味和最后失败的耻辱，但经过20余年与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帝国的厮杀，英国不仅重新获得在欧洲事务中运筹帷幄、进退自如的优势地位，而且进一步巩固加强了自己的海上霸权，并从北美殖民地脱离帝国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的帝国。

没有人能够否认，此时的“不列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都已经达到了迄今为止无人企及或以后有可能再达到的地位”

[3]。

待到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自由贸易，推行了殖民地改革，获得“世界工厂”

和“日不落帝国”

的美称，以帝国为荣耀的思想更是成了英国社会舆论的主流与中心，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将1810年代至1860年代看作“是自恺撒时代以来最为牢固的进步与征服的时期”

，是“英国的黄金时代”

。

[4]因此，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的英帝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然而，19世纪的英帝国同时又是让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时期，其间存在着许多看上去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与事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英国政府对帝国海外扩张的态度与帝国实际扩张之间的关系问题。

许多历史档案文献都证明，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的英国官方，不管是内阁大臣还是殖民部官员，不管是托利党政府还是辉格党政府，在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不希望在海外承担更多责任的立场。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在谈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的几位英国驻印度总督时指出：“他们都是贵族地主，自命有统治别人的天赋使命，到任后都接到伦敦的不断警告，说他们的做法，会把公司推到帝国之路去。”

[5]例如，1823年东印度公司在给一位新总督发出的指令中，明确表示不赞同新的领土扩张：“进一步获得领土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超越你不得不管理的帝国的范围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几乎是不安全的。”

[6]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帝国的扩张从未中断过。

在东方，英国不断征服和兼并印度土邦王公的领地，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前，已陆续将信德、奥德、旁遮普吞并，控制了整个南亚次大陆。

此外，英国还几次发动对缅甸、阿富汗的战争，并不断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占领和夺取重要的岛屿。

按照保罗·肯尼迪的估算，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领土扩张的速度大约是平均每年十万平方英里。

[7]

由此，关于19世纪初到70年代之前帝国的海外扩张，便引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英国政府官方为什么通常不愿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领土扩张政策？第二，英国的商人和殖民地当局官员为什么往往充当了帝国扩张的急先锋？第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府并不情愿但帝国版图却在持续扩大的矛盾现象？

毫无疑问，有一种东西在帝国的扩张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它推动着帝国版图在不停地增加。

正如著名帝国史学家劳埃德所指出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的迅速扩张与七年战争后英国的守成形成鲜明对照，“滑铁卢战役之后30—40年间里，帝国的扩张并不十分努力，但帝国的成长却如此迅速，看上去似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力量，一旦它被发动，就会带着帝国的疆界一路向前，直到被高山或海洋所阻”

[8]。

因此，我们要追寻的就是：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即促使英帝国扩张的动力和原则到底是什么？

19世纪英国政府对攫取海外领土的消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们从未表现出对继续扩大帝国版图的特别关注与强烈兴趣，相反，他们倒是经常采取避免直接军事占领的行动。

例如帕默斯顿就曾明确反对占领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而当拿破仑三世向英国建议共同瓜分北非时，同样遭到帕默斯顿的拒绝。

1848年—1860年间担任殖民部常务次官的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Merivale），这样评述帝国在殖民政策上的变化：“随着殖民地贸易的开放和殖民化的终结，很显然，吸引我们的祖先去发现和维持一个殖民帝国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存在了。”

[9]一向精明过人的俾斯麦甚至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英格兰正在放弃她的殖民政策，因为她发现它的代价太昂贵了。”

[10]

此外，英国政府还一直坚持，帝国的扩张应当由国内的私人来组织，并由实施者自己承担所需的费用，或者由英国已建立的海外殖民地负责组织，同时承担相应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