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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第3页）

土耳其苏丹先向英国求助，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本欲给予支持，但英国国内此时正值议会改革运动，国际上则正处于比利时危机之中，因此内阁不愿批准对近东的干预行动，土耳其只得像一个将要淹死的人那样不顾一切地转向俄国。

俄国立即抓住这一良机，于1833年派出黑海舰队及一万多人的陆军在土耳其登陆。

俄军的援助使埃及被迫同意媾和撤兵，而俄国则在撤军之前以保护者的身份与土耳其签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ofHünkarískelesi）。

[120]这是一个类似军事同盟的条约，条约的要害在于规定遇第三国进攻时，俄国向土耳其提供陆海军军事援助，土耳其则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许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

这样，就使俄国军舰获得了自由出入黑海海峡的特权。

条约签订后，奥斯曼帝国几乎成了俄国的保护国。

帕默斯顿曾不满地评论道：“俄国大使现在已成为土耳其苏丹的首席内阁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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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国人轻而易举地打破欧洲均势，在土耳其确立的优势地位，英国是无论如何不能安然接受的。

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支持下再次向土耳其苏丹发起挑战，要求承认其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土埃之间爆发第二次战争。

土军再次不敌埃及军队，只能让步求和，东方危机再起。

英国决心抓住这个机会，达到既打击法国和埃及的扩张势头，又削弱俄国在土耳其优势地位的目的。

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积极周旋下，英、俄、奥、普四国各自抱着小算盘，决定援助土耳其，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

1840年，四国与土耳其签订《伦敦条约》，宣布共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

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阿里拒绝了《伦敦条约》中埃及必须承认土耳其苏丹最高统治权的条款，英国遂派出海军与陆军对埃及实施军事行动，迫使埃及承认自己仍是土耳其藩属，并放弃对叙利亚的要求以换取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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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这种撇开法国、孤立法国的做法引起法国人的强烈不满，但帕默斯顿很善于运筹帷幄，很快与新上台的法国基佐内阁达成谅解，将法国拉了进来，五国和土耳其于1841年在伦敦再签《海峡公约》（Straits）。

公约规定，土耳其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外国军舰通过黑海的两个海峡。

这样，就巧妙地废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的有关规定，改变了俄国已获得的土耳其保护人地位，将土耳其特别是黑海海峡置于欧洲列强的共同监督之下。

换句话说，英国终于将俄国人在土耳其以及黑海海峡的优势地位扳了过来。

英国对1828年、1839—1840年东方危机作出的反应，均是由对帝国东方通道安全的担心所致。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通向印度的陆路，英国对近东地区就不会那么敏感。

正如英国学者克劳利（C.Crawley）在《1815—1840年英俄关系》一文中所分析的：“如果英国人与印度的联系只有通过开普一条路，那么他们对俄国人在巴尔干做什么的关注就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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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运用外交手段剥夺了俄国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俄国人对此始终耿耿于怀。

1848年欧洲革命中，沙皇俄国由于充当了欧洲宪兵而野心迅速膨胀，急于寻找突破口，将势力进一步打入土耳其帝国。

俄国选择的策略是拉拢英国，诱使英国与俄国两家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属地，前述尼古拉一世对英国驻俄大使的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尼古拉一世瞄准埃及对英帝国东方贸易通道以及印度的重要性，直截了当地将埃及甚至克里特作为诱饵抛给英国：“在土耳其帝国崩溃后瓜分奥斯曼的遗产时，你们取得埃及，我是不会反对的。

至于克里特岛我认为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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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毕竟只是俄国的如意算盘，不仅英国的帝国安全战略反对任何肢解土耳其、破坏欧洲平衡的图谋，就是其他欧洲强国也不愿俄国人在土耳其得手。

奥地利对巴尔干有领土野心，但同时又不愿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属地天下大乱，唯恐会殃及自身对境内各被压迫少数民族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宁愿维持现状的基本立场。

而法国新上台的路易·波拿巴，一方面急于树立自己的形象与威望，另一方面要设法拆散因拿破仑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大陆同盟，重新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于是，从1850年起法国借耶路撒冷“圣地保护权”

问题发难，并成功地利用英俄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与俄国展开了争夺。

拿破仑三世与尼古拉一世的较量，最终演变成1853—1856年英、法、土、撒（丁）联合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