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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第2页）

因为奥地利的领土野心在巴尔干半岛；法国的领土野心虽然在埃及，并确实引起英国人的高度关注，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而且面临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大陆联盟的打压；德国的势力虽然从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也开始向奥斯曼帝国渗透，但真正全力向东方的扩张，是在俾斯麦1890年下台之后；只有沙皇俄国既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由来已久的扩张野心，更主要的是，俄国从未放弃占领君士坦丁堡、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图谋，甚至试图通过引诱英国共同参与瓜分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1853年初，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毫不掩饰地对英国驻彼得堡大使说：“我们手上掌握着一个病夫，一个真正的病夫。

如果它在必要的安排采取之前从我们手中溜走，那将是一个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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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英国来说，只有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才最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任何对现状的破坏都是英国人所不愿看到的。

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甚至认为，不列颠的利益需要一个强大的土耳其。

1839年，帕默斯顿指出：“至于土耳其帝国，如果我们能够在五大国的联合保护下使它得到十年的和平，如果这些年被充分用来重组它的内部体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它会再次变成一个受尊敬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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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长期以来，俄国向东方的扩张野心与势头始终是英国政治家的一块心病。

历史学家们甚至评论说，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政策的决定者们都患上了模糊不清的“恐俄症”

[115]。

1836年，约瑟夫·休漠（JosephHume1777—1855）在议会下院辩论海军预算时评论道：“白厅和唐宁街尊敬的绅士们谈论俄国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害怕这个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

[116]1850年，自由党首相约翰·罗素指出：“如果我们不在多瑙河阻住俄国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印度河阻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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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治·坎宁到帕默斯顿，历任英国外交大臣无不把抑制俄国的扩张作为头等大事，其中帕默斯顿对俄国人的敌意和抵制俄国扩张的立场最为强硬。

1851年，当他因承认拿破仑三世招致国内反对而辞职时，仍然念念不忘提醒人们注意俄国的野心。

他写信给墨尔本伯爵，提出利用舆论来遏制俄国人的建议：“由于没有人关注和懂得俄国正在做着什么，俄国人已经取得特别的进展。

将它的计划揭露出来，就等于将其打败了一半；而唤起公众舆论对俄国人的不满，就可使他们的困难增加一倍。

我完全赞成制造一场反对俄国的喧嚣，那是我们避免与俄国直接作战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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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一部19世纪初到中期的欧洲外交史，基本上就是英俄两家斗法的历史，是英国运用各种手段阻止俄国自由进入地中海，夺取奥斯曼属地，并向东方扩张的历史。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英俄之间的尖锐冲突与争斗，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战略上看，帝国政治家们遏制俄国扩张野心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条战线，一条是以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方式，阻止俄国在近东、中东地区的扩张，以保证地中海经红海以及经波斯湾到印度陆上通道的安全；另一条是从印度向西北、东北方向进行领土与势力推进，建立一个阻断俄国南下势力的缓冲地区，以保证印度北方边境的安全。

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希腊独立运动，掀起了这场英俄大角逐的序幕。

进入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早已衰朽不堪，但其拥有的属地仍然横跨欧亚非，按地域可分为北非部分、亚洲部分、欧洲部分三大块，希腊即属于土耳其的欧洲属地。

1821年，希腊爆发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宣布脱离土耳其独立。

1823年英国再次与俄奥普为主的神圣同盟唱对台戏，宣布承认希腊和土耳其为交战国，公开站在希腊起义者一边。

但英国不愿俄国从打击土耳其中得好处过多，于是采用与俄国共同出面支持希腊的行动，1826年，英、俄签订《彼得堡议定书》（ProtocolofSt.Petersburg），同意希腊在保留土耳其宗主权情况下获得自治。

1827年，英、俄又联合法国在伦敦签订《伦敦条约》，以进行三国海军武装干涉的威胁手段，要求土耳其和希腊双方停火、撤军。

土耳其苏丹依仗有名义藩属埃及强大陆海军的援助，决心扑灭希腊人的起义，拒不接受建议，遂有1827年10月的纳瓦里诺海战（NavarinoBay），结果，土耳其与埃及的联合舰队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英法都担心俄国坐收渔翁之利，不想继续与土作战，而土耳其苏丹利用三国间的分歧拒不承认希腊自治，这倒反而给了沙皇俄国向土耳其宣战的借口。

1828年，19世纪的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俄军一路猛攻，迅速进逼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迫要求媾和。

1829年，俄、土双方签订《亚得里亚堡和约》（TreatyofAdrianople），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同意多瑙河沿岸的公国塞尔维亚（Serbia）、瓦拉几亚（Wallachia）、摩尔达维亚（Moldavia）实行自治。

俄国不仅得到土耳其在北高加索和亚美尼亚的部分领土，而且获得了对这几个自治公国的保护权。

如果说在希腊独立事件和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英国与俄国的利益分歧还为表面上的合作所掩盖的话[119]，几年之后的土埃战争则使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得以充分暴露。

1831年，埃及向土耳其要求获得叙利亚，作为出兵援助土耳其镇压希腊起义的报酬，在遭到拒绝后向土耳其开战，土军大败，首都君士坦丁堡面临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