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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第1页）

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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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印度帝国和独享海上霸权，构成了19世纪英国人帝国信念与荣耀感的两大支柱。

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

，两年后，她在给迪斯雷利的信中写道：“如果要维持我们作为一流强国的地位，我们就必须和我们的印度帝国以及大的殖民地一起，始终准备在这里或那里遭受攻击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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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英帝国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帝国防卫战略的中心。

事实上，从拿破仑大胆进军埃及与叙利亚起，来自中东或近东地区对印度的威胁，就一直在帝国政治家们的心中警钟长鸣。

19世纪以来英国全部的对外政策与帝国防卫政策，几乎都是围绕着印度以及通往印度贸易通道的安全。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美国、俄国始终是英国密切关注高度警觉的主要敌手。

对法国的警惕主要集中在欧洲。

英国采取的是传统外交策略，即通过维持欧洲的均势来孤立法国，防止法国势力的东山再起。

但拿破仑战争以后几十年的欧洲历史证明，尽管存在着法国人的野心与势力的上升，法国再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英国霸权、打破维也纳体系、重建欧洲新格局的地步，而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甚至与法国携手作战，以遏制俄国的扩张。

对美国的戒备与防范来自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安全的考虑。

直到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英国人从不敢放松警惕，加拿大有一天可能被美国兼并的前景，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帝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心头，但历史最终表明，帝国在北美受到的威胁实际上是有惊无险，外交谈判与妥协让步解决了彼此间的争端，加拿大与其强大邻居维持了正常的关系。

因此，尽管美国和俄国都以迅猛的大陆领土扩张引起世人瞩目，但事实上只有俄国才自始至终是大英帝国真正的对手。

俄国的国家利益与扩张战略，注定了它必然要在19世纪与英帝国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

几个世纪以来，历代俄国沙皇都把获得南北两个出海口作为首要的战略目标。

在18世纪初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通过18世纪下半期的两次俄土战争，俄国已将版图推进至黑海岸边。

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格·迪哈沃（LudwigDehio），曾在其名著《不稳定的均衡》一书中对英俄之间冲突的产生作过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英俄之间的敌意就已达到战争的边缘，只是由于对共同敌人拿破仑的恐惧，才使相互间的敌意降至次要地位，而拿破仑的崩溃则使敌意再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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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国所有在欧洲取得的进展，并没有使俄国的扩张势力进入英国的海上利益范围，换句话说，俄国人尚未得到进入地中海、北海以及大西洋的通行证，因此在欧洲，“这个巨人还没有立即构成对不列颠帝国的直接威胁”

。

而在亚洲也同样如此，俄罗斯帝国的南部疆界虽然已经触到了英国海上利益范围的最北端，使双方冲突与摩擦的产生有了广阔空间，但毕竟当时的陆路交通极为落后，紧张局势还不大可能一下子产生。

所以，进入19世纪以后，“虽然英国和俄国都把对方看作自己天然的敌人，但双方仍处于疑心重重的相互观察、相互探询以及含混茫然的争斗阶段”

[112]。

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情形便明显不同了。

俄国向欧洲中部的领土扩张已经停止，开始重点瞄准两个新的战略目标：一个是向近东的扩张，另一个是向中亚的扩张。

而无论俄国实施哪一个目标，其锋芒都必然指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就会破坏欧洲列强原有的均势结构，并构成对大英帝国东方贸易通道以及印度安全的直接威胁。

因此，19世纪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从过去那种相互怀疑、试探、提防、戒备的状态，进入实质性的冲突对抗阶段。

这场英俄间的争夺与较量，对俄国人来说，是要从黑海进入地中海，建立俄罗斯帝国的欧洲霸权，并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展到近东、中东以及中亚地区；而对英国人来说，是要阻止俄国出黑海，阻止俄国通过打击土耳其而进一步向东扩张，其实质就是保卫印度和帝国贸易通道的斗争。

事实上，整个19世纪里，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对巴尔干和近东、中东地区抱有野心的并不止俄国一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有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后不久也加入进来。

列强根据自身的利益彼此勾心斗角、时分时合，围绕东方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近代外交史上的大剧。

但是，从19世纪大部分时间列强各自所追求的目标来看，真正对英帝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还是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