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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经济霸权的确立（第4页）

毫无疑问，一些自由党著名的政治家深受分离思想的影响，如1867年3月28日，罗伯特·洛（RobertLowe）在议会下院讨论帝国保证加拿大铁路建设的会议上说：“我们拥有很大的自治领，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他们，但是一个错误的荣誉感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在美国革命中，殖民地从英国分离，是因为我们强迫他们纳税。

我认为英国还将与殖民地分离，因为殖民地持续要求英国人为他们而纳税。”

1869年格兰维尔勋爵（Lranville），在给约翰·罗素的信中也写道：“我们与北美的关系非常微妙，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在适当的时候，以友好的精神，当自治领足够强大时，宣布独立。”

外交大臣克莱顿勋爵（Lord）的态度比较暧昧，他在给莱昂斯勋爵（LordLyons）的信中说：“我完全赞成你说的关于拥有北美的意见，希望他们会提出独立，我们不能抛弃他们，我们期望友好地分手。”

在关注政党政治家对于分离态度的同时，政府官员特别是殖民官员的态度也不容忽视。

虽然他们的言行并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对内阁成员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所有的殖民大臣都是自由主义者，如1836—1847年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JamesStephen）；1847—1859年的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Merivale）以及1860—1871年的罗杰斯爵士（F.Rogers）。

他们几乎都认为殖民地迟早会与美国一样，最终取得独立。

另一个重要的殖民部官员是亨利·泰勒爵士（SirHenryTaylor），虽然他没有担任过殖民大臣，但是他的影响并不亚于前面三人。

斯蒂芬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极力支持移民的本土权利，被称为“母国先生”

。

他认为殖民地很快解放是必然的命运，他的儿子莱斯利·斯蒂芬（LesleyStephen）写道：“我父亲似乎很相信自由党中流行的看法，殖民地很快将与母国分离。”

[64]赫尔曼·梅里韦尔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反对旧的殖民地制度，他语言偏激，由于支持分离受到人们的指控。

泰勒和罗杰斯也都是分离主义者，1852年泰勒致格雷勋爵的信中说：“我并不认为北美殖民地是一块最危险的属地，会导致与美国的战争，或由于愤怒和灾难引起战争。

我也不认为这几个省份对我们毫无价值，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们不能将它作为独立的国家而获取价值。”

[65]1864年，他在给纽卡斯尔公爵（Dukele）的信中又写道：“阁下和威尔士亲王成功地安慰了殖民者，我想你们将松弛的联系变得更牢固。

但是，我想我们还得为不久的将来出现的分离做准备。

根据我的估计，目前我们与美国纷争的最坏的结果就涉及与北美的几个省份的密切关系和一个共同的理由。”

[66]

罗杰斯与泰勒观点一致，1865年他在致泰勒的信中说：“在试图摆脱殖民地责任的问题上，我和你走得同样的远，就北美而言，如果我们放弃一个，不如放弃全部……我和你一样讨厌讨论声誉问题。”

他在自传中阐述了对殖民政策的理解：“我总是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本身是如此的牢固，我几乎不认为任何人有相反的看法——那就是我们的殖民地终究会独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殖民部的功能是保护这个联合，并对两党都有利；当分离出现时，尽量以友好的方式。

这一政策建立在普遍接受的原则之上，一个充满生机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应从属于一个遥远的国度，地理上距离遥远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共同的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67]

自由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思潮为19世纪中后期的帝国政策进行了理论上的铺垫，英国经济霸权的确立在经济上淡化了殖民地的作用，加上政治家们的看法和主张，1868年自由党执政以后，努力寻找更加适合帝国发展的政策：感情上加强与殖民地的联系，政治上放松对殖民地的管理，这就是格莱斯顿的“无形帝国”

政策的实质。

“无形帝国”

政策不仅反映了英国当时的现状，而且为霸权理论提供了依据：在一国称霸的时代，核心国家倾向于放松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这样就有可能疏远边缘地区，甚至使其脱离核心国家。

从经济增长率看，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加速时期，核心国家也倾向于放松对边缘地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