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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尔兰殖民地（第2页）

爱尔兰社会存在的原则是宗教，教会成为社会的中心、农民聚会的场所，同时也是发布公告的地方。

这种宗教的裂缝（英格兰新教VS爱尔兰天主教）加剧了财产和民主的敌对，最终将英格兰的政治置于危险之中。

在英格兰，地主可以将他们的政治影响（投票权）通过慈善或强迫等手段强加给佃农。

在爱尔兰，地主则不能。

在天主教神父的支持下，佃农常常直接拒绝地主让他们投票的要求。

佃农对宪政民主的追求使爱尔兰地主非常不安，也是农村骚乱的主要原因。

“宗教的裂痕阻挡了爱尔兰地主的政治影响，他们反对宪政民主的发展，因为他们害怕宗教的影响会胜过他们对佃农的影响。”

[31]

19世纪30—40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蓬勃发展，以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O’ell）[32]为首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公正对待爱尔兰”

，实现爱尔兰宗教、政治和人权的平等。

同时各种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团体开始出现，英国政治家也开始反思，合并究竟是否适应爱尔兰发展的需要，如福克斯所述：“我们不应该不考虑一个国家的情感、需要、利益和意见，而只是按照我们的偏见，为一个国家设立法机构。”

1845年4月罗素在下院发表讲话，从平等的角度表达了对合并的意见：“我们敢对爱尔兰人说，我们一直在平等的精神上从事英爱合并吗？我们考虑爱尔兰人的利益如同英格兰人的利益一样？我们给予爱尔兰人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了？我们在考虑爱尔兰问题的时候像考虑英格兰问题一样”

[33]罗素甚至认为应该“用爱尔兰的观念和爱尔兰的偏见统治爱尔兰，我相信爱尔兰政府管理越多，爱尔兰就越依赖英格兰”

[34]。

1846—1849年的马铃薯饥荒最终割断了爱尔兰农民留恋土地的情感，饥饿迫使他们离乡别井，饥荒的延续也使许多爱尔兰地主出售他们抵押的土地。

[35]英国政府拯救饥荒的措施不力，导致了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人们对政府、土地和宗教问题的关注超过了任何时代。

一代又一代的爱尔兰人通过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为自己的命运抗争，其结果都是失败。

随着不列颠给予海外殖民地自治权，促进了新民族的发展，但是对于爱尔兰，英国坚持在1800年合并的框架下行使爱尔兰政府的权力。

由于新的、旧的怨恨和不满，特别是土地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爱尔兰人并不愿意融入一个“外国人”

的民族中，他们始终认为爱尔兰是一个国家，爱尔兰必须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

因此，自治成为19世纪后期爱尔兰人奋斗的目标。

自治运动的带头人是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Stearnell），1875年爱尔兰的议会收到帕内尔的劝说信，信中要求议员们利用议会为爱尔兰自治尽力，包括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不讨论爱尔兰以外的任何问题等，试图用简单的方式迫使英国政府就范。

1877年，英国议会就爱尔兰自治问题辩论了26个小时，1880年一次新的辩论竟然持续了41个小时，结果议长不再愿意听取任何爱尔兰议员的发言，并用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争取自治的同时，土地问题一直是困扰爱尔兰人的难题。

1880年帕内尔成为爱尔兰土地联盟的主席。

马铃薯饥荒导致爱尔兰连年歉收，英国以低价从美国进口粮食使爱尔兰农民的状况雪上加霜。

租地费用居高不下，农民们付不起地租，又不能得到1870年土地法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被驱赶。

地主们明白牧场比之于耕地可以得到更好的收入，于是将付不起地租的农民赶出耕地，使耕地变成牧场，吸引新的佃户管理牧场。

驱赶激起爱尔兰农民的暴力反抗，地主则用更极端的方式镇压，有些农民被打死。

土地联盟为了阻止地主驱赶农民而提出新的改革纲领：公平地租，固定租期，自由买卖，其目的是将地主的土地逐步转移到农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