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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殖民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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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对于印度的管理有了新的思维。

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1818年发表了《英属印度史》，他认为管理印度的最好手段是法律：“政府减少犯罪的最有效手段是运用法律消除弊端。”

他也强调印度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认为只有英国人的直接管理才能满足绝大多数印度人的需要。

马德拉斯总督托马斯蒙罗（ThomasMunro）也说：“自由主义是提升任何种族素质的最有效的方式，我们应该相信，自由对印度人也应产生类似的效果。”

[42]1833年马考莱也指出：“我们自由了，我们文明了，我们没有理由嫉妒将文明和自由的标准传给任何其他种族。”

[43]他认为传播自由观念的方式是教育，西方教育将在印度造就一个“具有英国的品位、英国的道德、英国的表达和英国的睿智”

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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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侵袭只是表象，其实质是通过印度人在文化上的认同，接受英国的政治统治，从而使英国在印度的利益最大化。

如密尔在1832年所表达的：印度“王公们行使了我们留给他们的所有权利，不幸的是，他们不值得信任……我认为为了人民幸福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们的政府延伸到这些地区”

[45]。

密尔认为，印度人还没有达到自己管理自己的时候，只有英国的管理，才能为绝大多数印度人谋幸福。

1843—1856年戴尔豪斯统治时期，把目标投向了印度土邦王公的土地，因为他们的领地还不属于英帝国，只是接受英国人的保护。

1849年，戴尔豪斯采取“缓流”

政策，规定：未经英国总督的同意，禁止印度王公收养继承人。

在土邦王公没有继承人后，土地自然就归英国统治者所有。

“缓流”

政策对英国来说，带来了他们渴望的后果：旁遮普（Punjab）、那格浦尔（Nagpur）、萨塔拉（Satara）、佳斯（Jhansi）和奥迪哈（Oudh）先后归属了英国。

文化的强制认同和**裸的土地抢占导致印度民族大起义。

起义使英国在印度的权威几乎崩溃，一个高级官员说：“印度的地方政府变成了碎片，就像一屋子散落的卡片。”

[46]关于起义的原因，威廉·缪尔（WilliamMuir）说：是政府与士兵的冲突造成了起义，“军队骚乱的特点是政府与士兵之间的冲突，不是政府与人们的冲突”

[47]。

这种说法显然太表面化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经济的原因更深刻，英国工业品入侵导致印度手工业结构解体，英国人打破了印度的手工业，摧毁了印度纺纱轮。

[48]除此以外，土地所有权也是重要的因素，印度土地所有者在英国严苛的税收制度下逐渐失去了土地，这些人也参与到起义的队伍中。

在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政府在1858年制定《印度政府法》（GoverofIndianAct），规定英国王室接管英属印度的管理权，在伦敦设印度事务部（IndiaOffice）代替过去的监管部（theBoardoftrol）管理印度事务，同时还设立了监督这些机构的印度委员会（dia）。

英印政府管理层也进行了调整，原来的大总督（General）被副王（Viceroy）取代；印度土邦王公在保证忠诚英国王室的前提下，可以保留王公的地位，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承诺“尊重土邦王公的权利、尊严、荣誉像尊重我们自己的一样”

[49]，英方的统治不得干涉印度的宗教和社会习惯。

但是，英国统治者坚信他们是印度的“主人”

，在他们眼中，印度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而英国人的责任就是引导印度从不文明走向文明。

印度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英国总督的手中，他通过行政院控制印度政府，通过立法院制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