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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第2页）

斯宾塞是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他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和“适者生存”

的理论运用到古典经济学家对马尔萨斯理论的争论中，证明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社会的个人竞争是天注定的，是进步的唯一保证。

[22]法国人维克托·贝拉德认为，英国人已经将社会达尔文的信条运用到帝国主义的框架中，他说：“现在似乎正是适当的时候，英国社会学家们的某种思想已经进入国家骨髓。

他们说：‘自然告诉我们在竞争的世界中，最强大的和最繁荣的是以牺牲邻居弱者为代价的。

’英国人在这个信条上攀登，他们认为该信条与最新的科学发现是保持一致的，特别是与伟大的思想家达尔文以及其信徒的最新理论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感到竞争还与种族的特性保持了一致，这个信条缔造了英国帝国主义思想的框架……”

[23]

斯宾塞的生存斗争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经济竞争，该论题很快引起了争论。

如果竞争仅仅在个人之间进行，那么群体之间，部落、国家、种族之间是否应同样以竞争促进进步和发展？斯宾塞的以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80年代受到了以新集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挑战，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本杰明·克德（BenjaminKidd）和卡尔·皮尔森（KarlPearson）。

克德在1894年发表《社会演进》一书，他认为英国社会已经进入集体主义时代，个人竞争必然为群体竞争所取代。

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他们的个人利益已经成为群体利益的一部分。

他所指的“群体间的竞争”

，主要指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不同种族之间的竞争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

在论述不同行业群体的竞争时，克德以英国工人为例，认为工人阶级作为群体出现时，个人的作用和能量已经融进了群体的力量之中。

他写道：“工人开始发现作为个体的他已经消失，成为一个阶级中的一员，他通过组织而要求平等权利的时候，就更具有力量。”

[24]“社会已经被阶级组织成一个大军营，其目的就是相互征战。”

[25]

19世纪的社会发展将生存竞争提高到最高效率，更多人在平等条件和平等机会中参与生存竞争，将来“在进步中完成演进的过程，是将所有的人带进竞争的生活之中，不仅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而且要在社会平等机会的基础之上”

[26]。

他认为斯宾塞的个人主义在反对国家干涉中已经失败，将来国家仍然要干涉社会事务，“最终将使工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生存竞争”

[27]。

关于不同种族间的竞争，克德与斯宾塞一样强调种族的优势，认为白人是先天的优秀种族。

在国家和种族的竞争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更有机会取得胜利，“在北美大陆，在澳大利亚平原，在新西兰和南非，这个强大种族的代表们最终可以取得完全的占领”

，因为这个种族“诚实地致力于对劣等民族的人道主义原则”

。

[28]

最后，克德讨论了不同国家间的竞争。

在生存竞争中，国家的强大需要具备以下品质：尊重，能量，决断，勤奋，精力集中，思想简单，为责任而奉献，高度的智慧发展，提高社会效率，增加知识和理性，并且避免危险。

卡尔·皮尔森与克德一样，也认为生存竞争是群体的竞争，人是群体的动物，这是他们生存的本能。

[29]真正高级的竞争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部落与部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竞争，因为人的同情心以及种族和民族的感情支配个人的行为，这比从自然供需关系产生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

[30]所以，在群体中应该支持“最适合者”

，从而保持整体社会在世界竞争中的生存。

[31]在选择上，首先是身体的选择，带有很多生物学的机制。

生存的竞争就是承受，非常深度的承受，但是，承受意味着进步。

皮尔森的思想强调了种族的优越论，认为劣等种族必须承受，必须被奴役。

在新的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欧洲各国的争夺奠定了理论基础——竞争是必然的，竞争是生存的手段。

竞争的具体表现就是扩张，在竞争和扩张中，胜者获得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