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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帝国主义的共识（第2页）

，“强权即是公理”

，利益高于一切，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所说：“虽然新帝国鼠疫对国家来说是个坏东西，但它对国内某些阶级和某些行业来说却是个好东西。

巨额的军备开支，耗费巨大的战争，对外政策方面的严重风险和麻烦，大不列颠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停顿，虽然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害，但符合某些产业和行业的当前的商业利益。”

[36]有产者的行为模式也转变成公共事务的原理与法则，而完成这种转变的传导器就是民族主义。

在“国家利益至上”

的原则下，整个民族卷入帝国主义事业。

帝国主义政策为帝国主义国家带来了经济效果，国家把大笔的金钱花费在军舰、枪炮、陆海军装备和军需上，在发生战争或战争爆发时获取巨额利润；发行新公债和造成国内外证券交易的重大波动；为士兵和海员以及在外交和领事机构中提供更多的岗位；增加国外投资，为某些出口商获得市场，为代表某些英国家族的行业提供保护和帮助；为工程技术人员、传教士、投机的开矿者、农场工人和其他移民提供工作……。

在殖民主义扩张中似乎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好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汉娜·阿伦特所述：“意识形态是一种奠基于单一议论上的体系，它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与说服大多数人；同时也有足够的广阔度容纳当代一般生活的各种经验与处境……它声称自身掌握着‘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谜题，或者认定自己是一项知识，能透视隐匿着的、统驭自然与人类的宇宙法则。”

[37]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帝国主义”

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普遍支持，并为有产者的利益服务，如霍布斯所说：“帝国主义连同它的战争和它的军备无疑是促成大陆国家的债务日益增加的原因，虽然英国无比的工业繁荣和美国的远离欧洲，在最近几十年内曾使这两个大国得以逃避毁灭性的竞争，但是它们不受竞争影响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两个似乎完全投身于帝国主义的国家，将越来越屈从于披着拥护帝国的外衣和爱国的外衣的放债人阶级。”

[38]

如果说欧洲国家的民族利益有助于“新帝国主义”

，那么被征服国家的民族主义必然就成为一个反抗和抵制的力量。

当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并企图将之吞并时，往往很难赢得被征服民族的认同。

正相反，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展现出征服的姿态，恰恰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意识以及掌握自主权的渴望，这正是摧毁帝国的最大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扩张的顶点正是帝国主义走向衰落的开始。

19世纪90年代，英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亚洲和非洲。

从南非、东非、埃及到中东，从东南亚沿印度边界到中国，英国利益涉及如此广博地区，反映了这一时期帝国政策的特点：第一，维护现存帝国的利益，如在印度和埃及；第二，争夺有经济价值的区域，如在南非；第三，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争取更大的市场。

英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首先是俄国，英国可以牵制俄国的地区是东方的两个古老的帝国，即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国。

英国希望保持两个帝国的完整和中立来抗衡俄国在东方的扩张。

在近东的土耳其，英国利用欧洲均势达到了目的。

90年代英国在这里采取“闪避”

政策；在远东的中国，英国仅仅希望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保持其贸易利益。

寇松曾这样说过：“东方是英国的特殊利益之所在，我们希望在那里保持和创造吸收我们工业品的新市场。”

但是，80年代以来，英国在中国的地位日益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卷入与中国的贸易。

德国甚至打破惯例，通过外交领事和大使搞到中国的订单，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逐渐被欧洲列强所分享。

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外债不断增加，成为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

俄国势力主要在中国的北方；法国的势力在南方；德国取得了山东；英国的利益在长江流域。

英国对于列强瓜分中国采取了听任态度，原因有三：第一，中国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与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相比，不值得花费太多的精力。

第二，中国远离英国本土，即使英国占据了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其市场；而俄国在东方拥有长期的利益，一旦英国在东方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必然有与俄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第三，印度在英帝国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英国一方面需要扩大印度的外围，以保证现存的利益；另一方面，英国为了印度航线的畅通，必须保证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北非的利益要大于中国。